2019年3月4日 星期一

政府棄守海外宣傳影音媒體?

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成立於2000年,主責海外宣傳與僑胞服務的台灣宏觀電視,在諸多主客觀因素影響下,2017年3月由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在立法院宣布功成身退,2018年起僑委會不再編列預算,其業務及預算移轉給公視。

說好預算給公視,但兩年過去了,這筆錢並不在公視手上,而是由文化部及國發會在統籌運用。錢在哪裡的重點問題是,政府是否已放棄由公廣集團規劃海外宣傳媒體,或是另有更好的計畫?目前尚不得而知。除非這事屬於國安層次的機密,不然應該讓民眾了解,台灣宏觀電視結束後,我國下一步透過影音媒體進行國際宣傳的策略及行動為何?

目前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海外宣傳及文化輸出,因為背後代表國家實力與經濟利益,像美國的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全球廣播系統,還有鄰近國家如日本的日本放送協會(NHK)電視台、韓國的阿里郎電視台(Arirang TV)等都早已在台播出。除NHK外,2016年日本半官方宣傳頻道「WAKUWAKU JAPAN」衛星電視亦已在台落地;此外,近兩年韓國公共電視台MBC甚至與台灣兩家在地媒體企業合作,共推出兩個衛星電視頻道,因此包括已在台播出的頻道,目前日韓兩國總共有5個有政府資助的海外電視台在台播出。

日韓兩國來勢洶洶
日韓兩國可謂來勢洶洶,這些台都是滿滿的該國偶像劇,還有綜藝、旅遊,及文化性節目,兩國政府心裡盤算為何,應該路人皆知(只有台灣政府不知?)。面對鄰近國家如此積極的透過媒體及節目進行文化輸出與宣傳攻勢,台灣豈能輕忽?可惜的是,這次「公共媒體法」修法似乎把2017年收攤的宏觀電視台給忘了,僅第6條第9項載明公媒基金會應執行「國際傳播服務與交流」,不過這點應是針對中央廣播電台納入公廣而寫的,至於未來台灣如何建置海外宣傳的衛星媒體,則仍語意不明。 

其次,「公媒法」第11條明定公媒基金會「應積極辦理國際傳播,促進國際合作與交流,並提供本國文化內容之輸出」,但還是沒有明確指出未來海外宣傳或服務僑胞的電視影音媒體該如何設計?會不會變成國際參展、銷售節目海外版權都算符合法規? 


比較各國海外媒體宣傳機制,負責海外宣傳的媒體,究竟應該是政府的,還是公共的?各國有不同的制度設計。例如英國負責海外宣傳的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頻道(BBC World Service),屬於公共媒體組織;但是負責美國海外宣傳的美國之音(VOA),雖說是隸屬於美國聯邦政府下轄獨立機構廣播理事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所管轄,但其執行長由總統指派,普遍還是認定它為政府組織。 

不缺席文化輸出戰
宏觀電視消失了,下一個宏觀在哪裡?面對世界各國強勢的透過各式媒體進行文化輸出,台灣不能在這場文化輸出戰爭上缺席,特別在我國外交征戰碰到嚴峻挑戰的今日。因此建議此次修法能將我國海外宣傳(說文化輸出、僑胞服務皆可)的機制一併考量。


海外宣傳頻道未必須由公共媒體負責,如英國由BBC負責,而美國則由政府出力,但不管採取英國或美國的營運機制,行政院都應盡速利用跨部會研議「公媒法」時,審慎思考這個重要問題。 

原始出處:蘋果日報:政府棄守海外宣傳影音媒體?

2019年2月26日 星期二

公共媒體法勿漠視兒少影視權益

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日前內閣改組,新閣揆蘇貞昌強力慰留文化部長鄭麗君,當時就傳聞鄭麗君推動的政策將獲蘇揆支持,不管傳聞是否屬實,近來行政院積極召開「公共媒體法」草案審查會顯示該法獲新閣重視。雖然筆者支持擴大公廣集團的「公媒法」,也樂見新閣支持,但筆者在該法審議完成前,還是不得不當隻烏鴉,提出些「期期以為不可」的修法內容。

文化部為權責機關
現行《公共電視法》第40條規定,公視「周一至周五每日17時至20時之間,應安排兒童及少年節目至少各半小時;周末及假日應提供兒童及少年節目至少各1小時」,結果新法第46條僅規定公媒「各電視頻道節目均應分級」,完全刪除原有兒少節目的時段與比例之規定,其刪除理由是「依據目前兒童及少年之收視習性,……公媒基金會應於特定時段播放兒童及少年節目,已無實益,爰予刪除」,以及「未來公共媒體為多頻道經營,應兼顧不同公眾之需求,……明定公共電視應播放兒童及少年可觀賞節目之規定已不合時宜」,文化部根據這兩項歪理而將公媒需製播兒少節目的原規定完全刪除,讓筆者百思不解。 

為何依據目前兒少收視習性,公媒在特定時段播放兒少節目「已無實益」?即便如此,那為何連最低時數也一併刪除?另外,如果「未來公媒為多頻道經營,應兼顧不同公眾之需求」,那筆者想請教,兼顧不同公眾的精神怎會跟刪除規定兒少節目比例有關聯呢?還是未來公媒將成立兒少頻道嗎?還是說兒少只是公眾之一,既然沒有規範要銀髮、婦女節目比例,所以就不應規範兒少? 

如果真是這樣,那文化部真是太不了解台灣媒體發展環境與競爭邏輯啊!更何況,文化部不僅為公媒基金會的主管機關,同時也是《兒少法》「維護兒童及少年閱聽權益」之權責機關,僅是兩句「已無實益」、「不合時宜」,就可扼殺全台超過400萬兒少的影視權益,這種誤繆的修法思維,怎不令人扼腕?難道是因為兒少沒有投票權?筆者呼籲曾任職兒福基金會的立委王育敏應該質詢此事! 


其次,文化部可能不知道,目前包括英國、加拿大、美國、德國、法國、瑞典、澳洲、韓國等國公廣集團,以及中國中央電視台,都有兒少專屬頻道,難道這些國家都不重視「不同公眾之需求」?中國中央電視台更早在2003年即已成立第一個全國性兒少頻道「央視少兒頻道」,目前少兒頻道數量已經破百,而鄰近的韓國亦在2012年成立兒少專屬頻道。面對這樣的國際潮流,文化部藉口兼顧不同公眾需求,難道是想將保障兒少影視權益的職責,交給只問獲利的商業媒體嗎?

提高製播時數比例
時值行政院正在進行跨部會「公媒法」修法審查會,深切期盼文化部懸崖勒馬,不僅不應刪除兒少節目時數,更要提高製播時數與比例。另外當對岸少兒頻道已破百台時,政府更應積極透過「公媒法」立法,責成公媒集團成立兒少頻道,以保障國家未來主人翁的影視權益,並落實兒少媒體教育之需求,這是筆者為台灣兒少族群提出的卑微請求。 

原始出處:蘋果日報:公共媒體法勿漠視兒少影視權益

2019年1月20日 星期日

108課綱「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係瞎米?談如何落實媒體素養教育

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2014年5月教育部訂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已確定將在下(108)學年度(即2019年)正式實施,簡稱為「108課綱」。在新12年國教課綱中,教育部期望學生能習得九項核心素養,其中與媒體最有關係的是「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新課綱納入培育媒體素養核心能力,儼然已經回應這麼多年來新聞傳播學界期望將媒體素養教育含納入國民基本教育的期待,頗令人興奮。但興奮實在短暫,因為乍看前述項文字,老實講,忝為新聞傳播學者,我有點看不懂教育學者訂定的「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是什麼意思?到底我該解讀它是「科技、資訊,以及媒體」等三項素養能力,還是「科技資訊,以及媒體素養」等兩項素養能力?其次什麼是「科技資訊」,還是應該是「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另外重點能力是前者,還是後者,還是等同?反正興奮之餘,腦袋裡面充滿問號,迄今無人能解,問過教育部,以及教育學者,沒人敢說何為正解?如果教育領域弄個核心素養,卻無人知道那是什麼?那如何教導、如何學習、如何培養呢?亟待創造這詞彙的教育學界解惑,以免到時候只剩下教導學生學寫電腦程式,媒體素養依然被拋到腦後!

因此為「必也正名乎」之故,雖然教育部到現在還「不認錯」(也許不是認為沒有錯誤,可能是不知道正確是什麼),但筆者這幾年關注媒體素養教育之推廣與紮根,只好越俎代庖幫108課綱的核心能力先正名,以免第一線教師面對改以素養導向教學的「108課綱」訂出個無人理解的素養能力來,變得無所適從,這樣對強調以素養為導向的「108課綱」不正是個很大的諷刺啊。

但是要如何稱呼數位時代的媒體素養,給個合乎時宜的名稱也不是個簡單的事。筆者從四百多篇研究文獻中整理出25個適宜的名詞,以此訪談27位講授媒體素養或資訊素養課程的大學教師,請教他們認為最適宜的名詞為何?結果首兩名是「數位資訊素養」(digital information literacy)及「數位媒體素養」(digital information literacy),如果以此比照聯合國所定義的「媒體資訊素養」(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也許較適宜的核心能力應該是「數位媒體與資訊素養」digit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或者「數位資訊與媒體素養」(digital information and media literacy),或者直接簡稱為「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但這些詞彙都還談不上是定論,還有待學界持續討論。

傾向使用新名稱也是順便想強調,懂科技資訊不等於有媒體素養,這是兩件事!科技資訊教的是技能,是如何使用;但媒體素養學的是智能,是懂得善用。當前年輕世代科技能力強,會拍照、會攝影、會剪輯、會使用社群平台,但這都只是技術能力,都不叫有媒體素養!因為科技教的是技術,生活技能,而素養學的是智能,生活態度。

不過不管正式名稱應該為何,為討論方便,本文還是希望沿用傳統的媒體素養來統稱接下來想討論的主題,即12年國教的媒體素養教育該如何紮根與推廣?

老實講筆者不看好108年開始在國民基本教育落實媒體素養教育的原因,除核心能力名稱混淆視聽,令人無所適從外,更重要的是,目前多數教學現場的教師絕大多數沒學過媒體素養!雖然有些國高中教師已經開始很努力在學習或推廣媒體素養教育,但他們最大的遺憾是,在過去大學端的國教教師培育體系中,根本沒有媒體素養的課程,因此明年推動勢必亟需新聞傳播專業的協助。過去推動媒體素養是教師根據個人興趣而為之,但明年起落實媒體素養教育不能只是興趣,而是已經成為新課綱的核心能力,必須融入各個學科,成為新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中重要的核心能力,那師資從何而來?因此教育部當務之急應該趕緊做兩件事:教懂現場教師什麼是媒體素養,以及責成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開設媒體素養教育課程。

另外教育部立即應該做的事還有:在各縣市公民教師媒體素養教育研習營,以及全國各級學校校長、主任等研習班中納入媒體素養教育課程;定期舉行全國媒體素養教育(含假新聞防制)教案競賽;組織媒體素養教材開發工作坊、成立課程共備社群,以及設置公民媒體素養輔導團等組織,協助各級教師落實媒體素養教育;最後一點即是推廣媒體素養的多元設計,例如鼓勵大學開設媒體素養通識課程、社區大學提供媒體素養行動學習,或者推動終身教育的樂齡學習中心提供讓銀髮族瞭解媒體及善用媒體等活動,這些事情教育部都責無旁貸,不能置身事外!光以防制假消息策略來說,教育部可以做的 事情實在太多了。

說到假消息防制,近來由於假消息的流竄與傷害,如何在國民基本教育中培養媒體素養成為社會各界關心的議題,因此立法委員黃國書國與葉宜津兩國會辦公室在2018年11月2日召開「打擊假消息!建構媒體識讀教育公聽會」,召集教育部、文化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部會研商,如何透過落實媒體素養教育以解決假消息造成的傷害。會中文化部常務次長李連權提及公共電視在落實媒體素養教育的角色時強調,文化部相當鼓勵公視將媒體素養理念落實在各個節目中,他同時承諾會轉達公共電視,研究與評估如何採取具體的行動來推動媒體素養教育。如果公視因此需要額外的經費,文化部會責成影視司編列經費大力來協助公視製播相關節目,以配合國家媒體素養教育的推動;其次他也同意可由人文出版司出面,協助各公民團體及各級學校教師來編撰及出版媒體素養相關教案及教材。

過去公視曾經製播過幾個很不錯的媒體素養教育節目,例如別小看我、換個角度看電視等。但筆者發現,近年來已經很少見這類節目,特別是兒少媒體素養教育相關的節目,實在很可惜。正值國教課綱將媒體素養列為核心能力開始推動之際,加上文化部已公開承諾支持公視推動媒體素養教育,筆者建議公視可結合108課綱的教學內容製播更多媒體素養相關的節目,特別是針對兒少節目,這不僅可為教學現場提供更多的教學素材,以利教師在教學上使用,還可以根據相關議題設計寒暑假作業簿的習題,以利學生學習;另外還可以製播各年齡層的媒體素養節目,培育全民媒體素養能力,挑戰假新聞流竄的溫床;這些不僅可發揮公共媒體的社會影響力,也可藉此行銷公共媒體的專業形象,可說是一舉數得。

其次,公視過去亦曾針對社會大眾舉辦過媒體素養教育講座,但據筆者瞭解,後來因為經費預算的問題而不得不停辦。現在文化部既然願意經費支持公民媒體素養講座等活動,公視便應該繼續舉辦這些有意義的活動,但容筆者多嘴一句,如前所述,學會拍會剪不見得就有媒體素養,教技術也千萬一定要教素養,否則培養出一群只會提供爆料影片,卻不懂尊重隱私與法規的年輕世代,未必是台灣之福啊!此外公視亦可製播或辦理全國性媒體素養教育(含假消息防制)微電影或紀錄片競賽,鼓勵影視專業人才透過影片製作協助推動媒體素養教育。

推動與落實媒體素養教育行動應該是全面的,全民的,很可惜這些年來,政府與民間都做得不夠,也許近來假消息、假新聞的流竄與造成的傷害,正是台灣這些年忽視媒體素養教育的反撲。希望教育部透過新課綱宣示培育媒體素養核心能力的決心不會只是曇花一現。另外跟推動媒體素養有關的各部會及團體都應該各司其職,包括教育部、文化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及公共媒體、公民團體等,視自身的角色與能力,協助與監督政府落實媒體素養教育,這才是解決假消息傷害民主發展的根本之道啊!

原始出處:開鏡季刊 第6期



2018年12月15日 星期六

第17屆卓越新聞獎電視及網路(影音)類評審召集人感言:優秀作品應有更多的露出機會

我應該算得上是新聞傳播學界的「電視寶寶」,而「愛恨交織」則是我對電視新聞整體的感受。愛的原因是我在學校教新聞採寫,需要許多錯誤案例來當作上課教材,現在的電視新聞提供我源源不絕的錯誤範例(但這算愛嗎);恨的原因是我曾從事新聞工作,也曾榮獲報紙類最佳新聞採訪寫作金鼎獎,因此對現今新聞媒體的表現總有著恨鐵不成鋼的遺憾。所以當今年獲聘擔任卓越新聞獎電視組評審,同時還獲選為召集人時,我認為這是個好機會,讓我可以蒐集更多的上課案例,同時這也是個懲罰,罰我平常對電視新聞有太多怨言,讓我一次批評個夠!然後我充滿期待的進行評審工作,結果卻讓我「失望」!首先,我在報名作品中,幾乎找不到可當作錯誤示範來批評的案例,因為整體表現值得肯定;更讓我失望的是,為何這些表現這麼好的作品,除極少數外,我幾乎都沒有看到過,電視台都沒播出這些報名的好作品嗎?

我想答案應該是敢來報名的都是好作品,也不可能沒播出。前者我沒意見,卓新獎這麼尊崇的地位,各台當然精銳盡出,但後者就需要好好思考原因何在?

我個人的經驗是,這些好的新聞作品總是淹沒在三器新聞(行車記錄器、監視器,及瀏覽器),或是商品及政治的置入新聞中,再不然就是充斥哪裡好吃哪裡好買的瑣碎資訊(我很不願意稱那些叫新聞)而被稀釋了!我個人不認為新聞媒體的角色只在迎合閱聽眾的需求,而是閱聽眾「應知道」及「想知道」要並重,但現在充斥著迎合閱聽眾「想知道」(也許對其他人而言,其實是不想知道)的新聞,而忽略作為新聞媒體的重要職責,即引導閱聽眾去思考與他生活切身相關的新聞資訊,但可惜媒體應扮演的這個角色都被同樣日益惡質化的觀眾素質而自我弱化了,導致現在新聞媒體的問題是觀眾的問題,還是媒體的問題,成為雞生蛋或蛋生雞的無解習題。但這些問題再講下去,「蛋頭學者」的帽子又要扣在我頭上了!

我的想法是,懇求新聞媒體應該多肩負點社會責任,如果這些花大錢的新聞報導這麼棒,為何不能給這些優秀新聞從業人員一點鼓勵(其實對我們新聞工作者而言,多多刊播就是我們工作上最大的鼓勵),並順勢滿足各界對新聞媒體善盡社會責任的期待呢?就請再少追求點收視率,一方面實質鼓勵同仁,一方面善盡社會責任,一舉兩得,不好嗎?我真的想為卓新獎提個新規定,報名作品至少要播出五次以上,甚至要求作品得獎後規定電視台要擇重要時段再播出,以督促新聞媒體老闆善盡責任,給優秀作品多些露出的機會,也讓觀眾有欣賞好作品的機會,希望這建議可行。

其次,作為召集人,我想談談評審完後的心得。我很肯定所有報名作品的用心,顯示現今新聞工作者是有能力做好新聞報導及節目的,但為何現在新聞記者變成人人喊打,還被諷刺成不讀書者的行業?這點是台灣所有人,包括閱聽眾與媒體老闆該反省的問題。台灣的新聞傳播教育真的很不錯,但為何畢業生進入職場後就成為台灣三大亂源的幫兇?值得認真思考。

若從各類作品來看,不管從製播品質、議題多元性,及在地觀點契合度來說,國際新聞類作品都相對薄弱,這也許跟媒體老闆是否願意花大錢投資國際新聞有關。單就收視率,媒體大可拒絕製播國際新聞報導,但如果從媒體責任,國際時事常常牽一髮而動全身,國人不能藉由媒體報導而瞭解國際時事,進而體認台灣應如何因應,反而讓觀眾的思維永遠只限縮在藍綠對決的泥淖中,真的很遺憾。建議新聞媒體應強化國際新聞報導,但國際新聞報導不應只是臨時派個記者前往做些花邊新聞就是國際新聞,需要長期耕耘,但這點當然說來話長。

還有就是,報名作品中常見報名者對深度報導與調查報導類別分不清,或不知差異,這也許涉及新聞實務教育,也可能是報名策略,但不論如何,何謂深度或調查,報名者應該更嚴謹地去區辨與認定,否則當然會影響勝負。

最後,紀錄片有時很難被現有獎項所歸類,亦導致評審的困難,建議可以考慮另設記錄片獎,讓競賽更公平。

原文連結: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電視及網路(影音)類評審召集人感言

2018年11月28日 星期三

媒體經營者的適格性疑慮

今年選舉期間,許多電視新聞台紛紛被「冠名」,有的被稱為韓國瑜電視台,有的被稱為陳其邁電視台,但這都不是因為這些候選人擁有媒體,而是媒體主動擁抱候選人,把自己當成競選團隊成員在打選戰。這樣的情境,真叫媒體記者情何以堪?而孰以致之?難道只是記者或是新聞部長官的個人偏好嗎?應該都不是,重點在媒體老闆身上。

竟成候選人代言人

對台灣觀眾來說,媒體報導偏頗應已不是新聞,但像今年把自己當成候選人代言人,親自下海打選戰的情況,真是令人嘆為觀止。這次選舉期間新聞媒體的表現正凸顯一個重要但卻被忽視的問題,那就是媒體經營者的適格性,也就是說誰才有資格經營媒體?

在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條款的推波助瀾下,10多年來台灣各大媒體幾乎被財團買光了,例如賣仙貝的來買電視加報紙,還想再買有線系統,賣手機的也來買衛星電視台,而賣房子的一買就是8個電視頻道,最近連賣塑膠的都想申請新聞頻道,為何財團前仆後繼介入媒體併購,特別是新聞媒體?而誰有資格買媒體該有個標準嗎?還是只要沒有違廣電法規紀錄就可以買媒體?這就是筆者所說的媒體經營者的適格性問題。

過去NCC審查媒體併購案時,會看重併購者是否有違廣電相關法規的紀錄,但如果碰到不曾經營媒體者,就只能究查其他條件。這樣的標準好像只要沒有經營過媒體,就少一項被檢驗的事證,因此賣仙貝的、賣手機的,以及賣房子的都很快的買到媒體了,因為都沒有相關違規紀錄,NCC幾乎難以否准。不過其間有個有線電視小集團,只因為所屬有線系統曾挪移某電視頻道位置而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就被當作是重大瑕疵,綜合考量後被NCC否決了,隨後賣房子的卻順利買到了。如此看來,沒有相關經營媒體經驗者想買媒體,感覺比較容易過關,這樣合理嗎?

目前NCC正在審查全台最大的有線電視系統併購案,出資者主要是房地產商,算是媒體經營的白紙,因此筆者擔心,NCC會不會根據往例,因為找不到併購者有不當的媒體經營事蹟,然後就放行?但是這是史上最大媒體併購案,難道不曾經營過媒體的併購者,只要營運計畫書寫得好,支票開得漂亮,就可獲得青睞嗎?

媒體經營者適格性在強調經營者應該具備的特質與媒體相關背景才是積極要件,而不是有沒有違法事實。例如美國審媒體併購案時,比較在意經營者有沒有違反《票據法》,而不太在意有沒有殺過人,原因在於,媒體經營最強調誠信,而跳票就是誠信問題,因此比曾殺過人更被重視。

謹慎審查媒體併購

其次就是併購者的媒體相關事蹟,筆者建議NCC在審議媒體併購案時,除注意經營者有無違反廣電法規的消極要件外,還應嚴審它是否有提出曾從事有助於,或者正在推動與媒體產業發展,或改善媒體環境之具體行動的事證?如果併購者過去不曾有過任何與媒體發展相關的重要事蹟,那大眾為何要相信他將來會是個好的媒體經營者呢?如果有錢就可以買媒體,但卻把媒體公器當集團私器,只用在貫徹經營者的私欲,相信這絕對不是台灣之福。希望這次選舉的媒體亂象能給NCC做媒體併購決策時的參考,請加重併購者適格性的考量吧。

原文連結:蘋果日報:媒體經營者的適格性疑慮

2018年10月8日 星期一

Taiwan needs truly public media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Sun, Oct 07, 2018 Taipei Times

During media literacy lectures, I p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 to my students: Do you think, simply by your telling me which TV channel is on at 9pm in your household, I would be able to guess whether you voted for then-presidential candidate Tsai Ing-wen (蔡英文)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or Eric Chu (朱立倫)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students’ response is invariably to grin, then nod feverishly and concede that, indeed, I would.

This is, of course, quite dismaying, as it raises two very important points. First, media outlets in Taiwan have their own standpoints,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political issues, and they always present one-sided viewpoints and ideas, essentially indoctrinating their audience.

The second is that the partisan nature of the overall media environment has,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already split Taiwan into two countries. The question is: Is there anything to be done about the parlous situation?

The partisan mire that Taiwanese media are trapped in can only be cured by an objective, diverse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I have had two stints in a supervisory role at the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PTS) and understand all too well how the public’s suspicions of a public media system derive from the performance of PT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t is difficult for many to believe that the system can be trusted to be objective and independent.

However, this in itself should not be a reason to oppose the idea of a public media system. For example,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has faced serious challenge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but not many would propose that the nation return to the time of authoritarian rule.

Given the less-than-ideal performance of PTS, then, it might be better for people to knuckle down and think about how it can be improved so that it can meet the public’s expectations, rather than just give up on it.

It is with this end in mind that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has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Public Television Act (公共電視法) and the creation of a public media act. This move is to be applauded.

Judging by the draft public media act, the creation of a public media foundation sh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domestic content provision industry, nurturing the overall broadcasting environment.

The legislation would also promote broadcasting overseas, foster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s well as exporting Taiwanese cultural content, and see the creation of more ethnic channel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diverse, multicultural content and requiring channels specializing in specific ethnic groups.

All of these are changes that the public has wanted to see and one can only hope that they will, in fact,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passage of this bill.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that will come with the change of the Public Television Act to a public media law will be the merger of Radio Taiwan International (RTI) and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CNA) within two years of its passage, under articles 54 and 55.

This will see the merger of three institutions — RTI, CNA and PTS — putting the more than 1,000 employees of the institutions within one organization.

In the past, CNA was repurposed from being the communications branch of a political party to a so-called “national news agency,” although it continued to play the role of a government mouthpiece.
For example, when the KMT was in government, CNA was criticized for broadcasting KMT propaganda, and since the DPP has been in power, the agency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doing the same for the DPP. Throughout, doubt has been cast over its fairness and objectivity.
The root cause of the problem is that being a government news agency, as opposed to national or public news agency, is in CNA’s very DNA. Whichever party is in power can pick the agency’s senior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chairman, board members and director.
Expecting an organization with this kind of management structure to be fair and objective is asking a lot, as the senior management i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ing party.
Consequently, it makes sense to amend the Public Television Act to make CNA truly “national,” transforming it into an objective, independent national news agency.
As with CNA, so with RTI: Too long has it masqueraded as something it is not. That said,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s to be made to RTI might need further consultation.
Your average Taiwanese is probably not all that familiar with RTI, as its responsibility used to be to broadcast overseas — including to China — and Taiwanese listeners had no access to it. Because it did not have a domestic audience in Taiwan, Taiwanese have not been all that aware of its existence.
However, more recently, it has assumed a higher profile among Taiwanese, due to the increase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s from other countries, coupled with Taiwan’s reduced diplomatic allies.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whether it is best for the media outlet responsible for international broadcasts to be government or public institutions. For example,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British overseas broadcaster that broadcasts in 32 languages over shortwave radio frequencies and the Internet to a weekly audience of 188 million, is run as a public media organization.
Its US counterpart, the Voice of America, which broadcasts in 44 languages, ostensibly falls under an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 the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but its chief executive is appointed by the US president, and so it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government institution.
Taking the examples of the US and the UK, we can think about how we could set up an overseas broadcaster and whether such an agency should be conceived of as an independent public media outlet or on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As mentioned, other countries’ overseas broadcas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aiwan. In addition, neighboring nations such as South Korea and Japan, with Arirang TV in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and in the latter case Japan Broadcasting Corp (NHK) and — from 2016 — the semi-official Wakuwaku Japan channel, have been filling our TV screens with South Korean and Japanese dramas, exporting their national culture and government propaganda.
Why could Taiwan not do this, too?
Unfortunately,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will come too late for Taiwan Macroview Television Service, which started broadcasting in 2000, but closed shop last year, with the budget for this year being transferred by the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to PTS.
It is a pity that Taiwan’s outlets responsible for overseas broadcasts have come to this. Perhaps the government could consider merging all the outlets capable of overseas broadcasts into one body. This would not have to come under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lthough the executive branch would have to be involv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Public media is one possible way in which Taiwan could escape the partisan mire of pan-blue and pan-green politics. In addition to nationalizing of CNA and RTI, which have for too long playe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media,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look into strengthening Taiwan’s overseas broadcasting when proposing new public media legislation.
Chen Ping-hung is a professor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s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Translated by Paul Cooper

2018年9月29日 星期六

We should teach media literacy to all students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Sat, Sep 29, 2018 Taipei Times

Fake news prevention has once again become a hot issue. Unfortunately, people keep talking past each other and there is a complete lack of agreement.

The right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fake news problem is for those in favor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ose in favor of legislation to continue their dialogue in search of common ground.

However, an urgent task that should be immediately addressed is education in media literacy.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nd it is a preventative measure that is less controversial and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promptly.

Unfortunately, in the discussion about fake new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authority best placed to implement such policies, has remained completely silent, as if the issue were none of its business — an astonishing reaction.

The ministry organizes more than 100 teacher workshops every year, ranging from courses for principals and deans-to-be to on-the-job training. If it could integrate media literacy training into such workshops and included fake news prevention, participants would surely become the best teachers of media literacy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fake news, having an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countless students.

Surely cyberbullying, infringing on human rights, videos that violate people’s privac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ake news that causes social unrest are mostly the result of mistakes made by younger generations because they lack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nate character of the Internet, as well as the related laws — in other words, a lack of media literacy.

Perhaps many students’ ignorance is not a result of their schools’ unwillingness to teach media literacy. Instead, it could be because teachers lack training and simply do not know how to teach media literacy.

As a consequence, fake news has more serious consequences in Taiwan than in many other nations. Is this not a problem that people in education should face head-on?

In addition to holding teachers’ workshops, the ministry could also implement a nationwide contest to submit teaching plans aimed at preventing fake news. There must be passionate educators who would like to help solve this problem.

Innovative teaching plans from teachers in the classroom could serve as instruction materials for others, while the ministry could use the contest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responding to fake news and inspiring people’s creativity on how to do so.

Moreover, as the authority overseeing the Lifelong Learning Act (終身學習法), the ministry can take advantage of education for adults — such as social education halls, libraries and community colleges — to push for media literacy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fake news, to make adults who heavily rely on social media aware of the dangers of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breaking the law.

As all sides continue to debate how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fake news, from both preschool and school to lifelong learning, should the ministry not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push for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and fake news prevention, as no other ministry can do so without causing much controversy?

Only when people understand that they should never spread information that cannot be verified can we turn the saying that “gossips and rumors will only be stopped by the wise” into a reality.

Chen Ping-hung is a professor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s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Translated by Eddy Chang

From:Taipei Times:We should teach media literacy to all students(Chen Ping-hung 陳炳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