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8日 星期一

性侵案 媒體與政府的責任

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最近女作家性侵疑案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主管機關衛福部亦引發紛爭,其中有誤解的,有苛責的,本文不是要評論誰是誰非,但如果各界認為政府與媒體對此事不能免責,那筆者想討論政府與媒體在憾事發生後的責任。
首先,衛福部主動致電出版社被網友罵翻,筆者無從了解該部官員與出版社互動的細節,但作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主管機關,該部的即時作為理應被肯定,而不是被扣帽子懷疑動機,因為勇於任事不正是各界對政府的期待嗎?筆者擔心此舉會讓公務員再退縮回不做不錯的被動心態。
其次《性侵防治法》第13條規定「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訊」,因此媒體起初不報導被害者姓名只是守法,各界不應誤解,如果法規有問題,責任應歸立法者。另該法規定「…於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衡社會公益,認有報導或揭露必要者,亦同(不在此限)」。因此媒體後續會揭露姓名,係經衛福部認有必要時,才如此報導的啊。個人覺得,在這件事上,各界應該肯定媒體的守法與自律。

挖背景非多元報導

只是未來該釐清的是,「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足資辨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但何謂媒體?網際網路該如何規範?這才是大哉問啊!
接著探究媒體報導此案的缺失。媒體向來見獵心喜,常對受關注新聞鉅細靡遺的報導,但筆者想提醒,新聞媒體是應該提供多元面向的報導,但不是報導死者曾考上哪間學校、其家庭的政治顏色,或指涉有更多的疑案等等,就是多元的報導。
筆者建議媒體應多製播教導小朋友認識身體,如何避免或面對性侵的新聞及節目,並透過報導督促主管機關落實防止性侵與性平教育等相關政策。
透過媒體教育來防範性侵有個好例子。2015年英國廣播公司(BBC)製播一部短片《睡獅》(sleeping lion)教導青少年了解及學習如何面對性侵,在隔年全球兒童電視節目影展受到矚目。
雖然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在富邦基金會等的贊助下,獲得該片在台灣作為教育用途的同意,並完成該片的中文翻譯,但卻苦無經費取得公開播映權,導致無法授權作為教學教材或提供媒體播映。另外即便國內媒體有心製播兒童教育節目卻常苦無經費。大家想想,文化部每年花大把預算在鼓勵製播大人愛看的戲劇節目,但行政院及立法院是否能出面了解,鼓勵製播兒童節目的經費也許只佔所有經費的1%?這叫被視為國家未來主人翁的兒童情何以堪?提及此事,只是希望在憾事發生後,政府機關能盡速看到自己的責任。 

多做節目教育兒童

筆者期待防止性侵憾事能成為受關注的議題,亦寄望政府與媒體都能看見自己的責任,建議衛福部、教育部、通傳會、文化部,甚至行政院性平會,以及大眾媒體都能鼓勵且樂於製播兒童影視節目,從媒體教育做起,讓台灣兒童都能快樂成長。 
原文連結:蘋果日報:性侵案 媒體與政府的責任(陳炳宏)

2017年4月7日 星期五

期待中央通訊社從政府媒體變成國家媒體

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近日有媒體以「蘇正平回鍋中央社 民進黨媒體拼圖即將完成」為題,報導執政黨準備換掉國民黨政府指派的中央社董事長及社長,讓執政的民進黨早日「迎接完成媒體拼圖的時刻」。排除商業媒體不計,筆者常如此解釋如何區辨政府媒體與國家媒體:凡是換黨執政,執政黨隨時可換掉其媒體高層,這個媒體就是政府媒體;但如果執政黨不能隨心所欲的換掉媒體高層,這個就是國家媒體,前者如中央通訊社,後者如公共電視台。由於政府媒體高層都是由執政黨所指派,那麼大家有沒有興趣來猜猜,這些高層在選戰時,會為誰而戰?因為戰贏了,分功行賞;戰輸了,兔死狗烹,邏輯就是這麼簡單。政府媒體的存在,就好像同意執政者花我的錢來洗我的腦,好讓它得以繼續執政,這哪是民主國家的媒體應該扮演的角色啊?無奈過去不管哪一個政黨執政,政府媒體高層總是由「黨政高層」來規劃,兩黨從不願面對政府不應擁有媒體這件事。所以能不能請國民黨諸公,當蘇、張兩人被正式任命後,不要再大動作大肆抨擊執政黨這項政治任命,因為過去國民黨執政時也是如此,上台即撤換中央社、中央廣播電台等媒體高層,這事絕對沒有哪一黨比哪一黨高明過。因此面對政府媒體的任命案時,請務必瞭解,兩黨過去在許多爭議上,其實都是五十步笑百步,這種凡事互批的愚民行為可以停止了!不過筆者這樣呼籲,並不代表接受政府媒體的存在,反而是想凸顯筆者對中央社新高層的另類期待。這怎麼說呢?新任董事長蘇正平曾在民進黨首次執政時期擔任新聞局長一職,任內戮力執行民進黨政府交付的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政策,完成華視公共化的時代使命,讓屬於國家媒體的公廣集團能逐漸壯大,這是蘇前局長對台灣民主發展與媒體改革最大的貢獻,功不可沒。循此脈絡,筆者期待蘇董事長能秉持初衷,能再次使力將政府媒體翻轉為國家媒體,讓中央通訊社改變體質,不再為政黨服務,而成為國家媒體,為全民服務。如果中央社能藉此成為國家媒體(公共媒體),相信這將會是蘇前局長與蘇董事長同時在台灣媒體改革路上烙下印記的重大貢獻,值得期待,也值得努力。末了,難免還是要提中央廣播電台,它的轉型也是筆者關心的事,但目前的傳聞是,文化部長有意讓該台「外銷轉進口」,已要求公廣集團高層放棄爭取全區廣播頻率,並出面協調NCC把今年將開放申設的唯一全區廣播頻率指配給央廣,好讓央廣同時肩負對國內廣播的政府廣播電台的角色,讓「政府廣電集團」逐步成真,如果此傳聞屬實,實在令人氣餒。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以上純屬不實傳聞,那麼歡迎文化部、NCC,與公廣集團都出面否認,請文化部否認曾協調NCC把全區廣播頻率讓給央廣以對內廣播,也請公廣集團公開表明將爭取全區廣播頻率,成為兼有電視及廣播的公共廣電集團,並逐步落實文化部大公廣整合的政治承諾。最後,簡單一句,請支持國家媒體壯大,政府媒體消失的主張!
原文連結:陳炳宏:期待中央通訊社從政府媒體變成國家媒體

2017年3月24日 星期五

政府要開辦電視台囉?

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近日公告「公設電視事業設立許可辦法」草案,提出為落實《廣電法》第5條「政府為特定目的,以政府名義所設立者,為公營廣播、電視事業」的細部規範,明訂政府成立「公設電視台」的申設條件;也就是說,有申設辦法後,政府電視台可能再度重出江湖!首先,雖然這辦法明訂「由政府機關、行政法人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申請經營具公共性或公益性之電視事業,應有法律依據」,重點在落實《廣電法》第5條政府辦電視的規定,不是驚人新法規。但問題是這麼多年來,與黨政軍三退條文(《廣電法》第5-1條)相牴觸的《廣電法》第5條依然存在,還是沒人發現這兩條文根本不應該並存,這應算是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及台灣社會的悲哀吧!過去民進黨在野時,面對國民黨透過黨政軍勢力,長期控制台視等三家無線電視台,幾乎用盡全力推動「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運動,直到第一次執政,乃在2003年修改廣電三法,正式終結無線電視的黨政軍股權。但當年的修法其實並未讓黨政軍完全退出廣電媒體,因為並未同步刪除前述的《廣電法》第五條,因此政府還是可「為特定目的」而成立公營廣播、電視事業。這項條文彼此矛盾的法案在歷經民進黨、國民黨,再民進黨等輪替後,主政者還是沒發現這兩條文並存的矛盾,不知是有意,還是無知?由於當年推黨政軍三退,並未同步處理政府所擁有的教育電台(屬教育部)、警察廣播電台(屬內政部)、漢聲電台與復興電台(屬國防部),中央廣播電台(屬文化部),以及漁業電台(屬農委會),因此不管誰執政,誰就可以繼續控制這6家電台,所以這些年來,不管哪黨主政,好像都樂見繼續擁有政府電台。其次,多年來台灣社會在使用「公共」、「公營」、「國營」等詞彙時,幾乎毫無辨識能力。因此這明明是政府辦電視,法條還是用「公共」的字眼,混淆公共與政府兩者間的區別。簡單說,公共的就是國家的,公營或國營的就是政府的(例如公營企業或國營企業,哪個不是政府的),所以公共電視是國家的(國家營),教育電台是政府的(政府營)。因此如果是政府辦電視,請不要在法條上還是使用公共性來矇混。試問,現在有多少台灣民眾還是認為公共電視是「政府的」?這其實就是台灣推動公共媒體的悲哀啊!因此政府經營的電視台,不要再用公共性來欺瞞,所謂具公共性的政府電視是自欺欺人的說法。另外很諷刺的是,過去幾年來,幾家企業集團,包括富邦、遠東、鴻海,想投資廣電媒體(購併有線電視系統),都因其企業有政府基金投資而被嚴加審查,導致整個社會認定黨政軍三退條文危害媒體產業發展,使黨政軍條文變成為人人喊打。這下可好,民間企業因有政府基金而不能經營廣電媒體,但政府卻可大剌剌的依法成立廣電媒體,這不是標準的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實例嗎? 如果幾經政黨輪替,台灣社會對政府繼續擁有廣播媒體能有共識,那也就算了。但令人錯愕的是,當初推動黨政軍三退的民進黨再次執政後,竟然反過頭來想落實政府電視台而提出「公設電視台」的辦法來!因此不管NCC制訂這項辦法,與近來客委會覬覦將客家電視台納為己有有無直接關連,筆者都很樂意繼續狗吠火車,表達堅決反對再開政府廣電媒體的惡例,也寄望藉此草案的推出,讓台灣社會重新審視政府辦電視是否符合民主潮流? 

2017年3月18日 星期六

中廣頻率 政府納為己有?

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最高行政法院前天裁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可以直接執行收回中國廣播公司所屬的中廣音樂網、寶島網兩頻道頻率,將交由已獲申設許可的「全區原住民族廣播電台」以及「講客廣播電台」,其中講客廣播電台已預計在今年6月開播。這兩頻率早年基於「遏制匪播」特定政策目的而核配給中廣,行政院於2004年核定終止「遏制匪播」政策,中廣在去年換照時曾承諾,若政府將這2個頻率指配給他人使用,中廣會無條件繳回,因此NCC在去年底經過審議,將這兩頻率重新指配給提出申請的客家委員會,以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文會)。

客委會申設講客電台

但各界都沒有發現,這事有蹊蹺。因為全區原住民族廣播電台是由原文會申請的,而講客廣播電台是由客委會申請的。前者類似公共電視基金會經營公共電視台,全區原住民族廣播電台具公共媒體性質,但後者是由政府機關客委會提出申請,亦即講客廣播電台就是政府電台,兩者差十萬八千里。
重點是,《廣電法》第5-1條規定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民營廣播、電視事業。那為何客委會得以申請講客廣播電台呢?不是NCC違法,因為《廣電法》第5條明訂「政府為特定目的,以政府名義所設立者,為公營廣播、電視事業」,因此客委會依「特定目的」,是可以申請廣播電台的。
但問題是,這特定目的是想為客家族群鄉親服務,還是想透過政府控制媒體來幫政府擦脂抹粉呢?甚或將來為鞏固執政權而努力呢?目前講客尚未開播,很難一竿子打落一船人,但政府申請廣播電台這件事須被質疑的是,民進黨先驅者傾全力在打破國民黨威權政府透過黨政軍壟斷當時的廣電媒體,因此在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時,修改《廣電法》第5條,制訂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條文,一時為人讚頌,但為何再執政後,卻反而還是想擁有廣電媒體呢?是政府擁有媒體很迷人嗎?政府媒體對民主有利,還是對執政有利? 

憂心政府媒體復活

其實中廣兩頻率回收,應該都如全區原住民族廣播電台一樣,交由公共電視基金會或公廣集團的客家電視台來經營,讓它具有公共媒體性質,至少維持與政府有「一臂之遙」的距離,以免將來在大選期間讓政府有上下其手的機會,這應該對台灣民主發展比較好吧!況且,交由公廣集團經營,不見得服務客家鄉親的能力就比客委會差啊!
這件事發展至今,可惜台灣社會並未能發現這兩頻率重新指配有這麼大的差異,正展現社會對政府媒體重新復活毫無警覺,令人遺憾。如果各界不再度正視政府媒體復活的問題,恐怕下一階段就是政府機關會插手爭取NCC近期要開放另一新的全區廣播電台,到時候當政府可組成「政府廣播集團」時,筆者很難想像屆時各界會如何因應? 

2017年2月21日 星期二

假新聞與媒體素養教育

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當前全球網路假新聞氾濫,輕則影響社會治安,重則危害國家安全,且對岸假新聞成為打擊台灣工具時,NCC在上周行政院院會報告時即建議,未來期盼民間更多有意願者加入開發查證平台,另政府各部會應該設置問答集形式的闢謠專區等。但整體而言,NCC的建議都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
因為假新聞的氾濫根源於民眾媒體素養之不足,對於假新聞不知如何辨識,或如何查證及抵制,因此筆者認為解決假新聞,甚至台灣所有媒體的問題,都應該從教育著手,亦即應立即建立全民的媒體素養教育機制,簡單說,假新聞要治標又治本,除NCC的治標策略外,更需要教育部提出從教育著手的治本策略才是。

課綱媒體科資合一

目前教育部正動員全國教育菁英著手修訂107年的12年國教課綱,很可惜的是,非常重要的媒體素養教育卻被掩沒在各類議題中,或者說,目前著重的是資訊素養或科技素養,但殊不知,不管是資訊或科技素養,都不是建構在媒體的本質上去理解;也就是說資訊、科技、媒體還是有其差異,認識媒體,與了解資訊或科技,還是有其根本的不同。更何況,現在民主發展的基本常識是,傳播媒體是民主政治發展的根基,但不會有人說資訊或科技是民主發展的基礎吧!
因此假新聞、爛新聞,或是三器新聞(行車記錄器、監視器、瀏覽器)的問題,甚至台灣媒體不問是非,只問顏色的惡質化,種種媒體問題,都不是把它含括在資訊與科技素養就可以理解的。例如先不管將來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課本議題怎麼選擇或怎麼教,更重要的是,資訊科技素養的師資了解媒體嗎?
修訂12年國教課綱的教育專家對教育很了解,但把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變成一個議題就顯得教育專家真的不了解媒體!筆者當然了解,電視等四大媒體在科技發展下,已成為包含網路的五大媒體,但這樣的發展不必然就可以把了解媒體的智能含括在資訊科技素養教育的範圍! 

消滅假新聞做白工

可以想像,從教育專業領導課綱修訂的思維判斷,課綱九大素養的「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應已無拆解的可能,但如果不拆,將來在落實「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核心素養能力時,都請將相關課程議題研擬、能力培養、師資培育都拆成兩部分來進行,讓相關師資與課程都能獨立成兩部分,而不要混為一談,否則到時候不僅資訊科技素養能力無法養成,連媒體素養能力的培育更無法落實。
當前學生接觸教學與教師的時間,已遠落後於他們接觸媒體的時間了,若不趕緊將媒體素養議題落實在課本中,台灣媒體困境將永遠無解,不僅消滅假新聞的努力會做白工,未來媒體作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礎也將被撼動,民主的台灣將更無望!
美國極負盛名的期刊《外交政策》曾在2014年評論台灣的媒體,其結論強調,最終解決策略仍取決於閱聽大眾,如果閱讀大眾的習慣不改,不能對爛新聞「拒看、拒點閱、拒轉載」,則台灣的下一代只能繼續忍受「腦殘式新聞的轟炸」。面對這樣的呼籲,影響下一代甚鉅的課綱能不重視媒體素養教育,還企圖把它藏在資訊及科技素養的思維裡面嗎? 

2017年2月14日 星期二

The state of journalism in TV news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Chen Ping-hung is a professor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s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my living room, I can watch video footage from dashboard cameras, security cameras and social media any time I please: All I have to do is turn on the TV and go to any news channel between 49 and 58, and endless footage captured by dashboard cameras, security cameras and copied from the Internet will be showing.
However, if I want to see news that is actually important, such as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Cabinet reshuffle, there will be nothing on TV, because although such programs provide “news,” they have no meaningful content.
I have no interest in knowing which minister is the president’s cousin. If they need to bring it up, then do so in passing, rather than making it the main story. I care more about a minister’s position on major policy, but that information does not seem to be available.
Since when does writing a news story no longer require the reporter to do research and conduct interviews? A reporter today can easily produce a story by looking through video footage from car and security cameras or browsing the Internet, but is this the real story, or is it just material that should be used as part of a story? Can most reporters tell the difference?
In my journalism class, I do not allow students to use anonymous Internet sources, because it is a reporter’s responsibility to make sure their sources are reliable. Even more important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ource is qualified to comment on the news at hand, because not everyone is.
My students question my approach, wondering why they must follow these rules when reporters in the field seem to ignore them.
Am I wrong to teach my students these principles? Should I not insist that they fact-check and make sure their sources are reliable? Are teachers to be blamed for this kind of reporting, or is it the social climate?
Since when does a Facebook post about one’s feelings or opinions qualify as news? Again, that is material to be used in reports, not the actual news.
However, Facebook posts, including one mourning the death of an old friend, have been treated as news.
One journalist even reported that an important figure was sick from a Facebook post. If these news reports are wrong, journalists have to apologize. Perhaps it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for important people to make announcements through an official spokesperson. Why should private social media posts be treated as news?
When someone posts on their private account that a famous person has died or makes assumptions about their health, reporters often do not verify that information with a credible source, such as that person’s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The reporter can take the post at face value and report it as news.
Even when the person making the post is a celebrity, that does not mean they have the authority to represent another person. The reporter can cite the post, but it cannot be the entire story, because the person making the post is not a qualified source.
Likewise, whenever a reporter wants to cite a Facebook post about a famous person dying or feeling ill, they should fact-check the information with their public relations representative.
Just because the Facebook user is well-known or is a public figure does not mean that their information is correct, especially if the information they provid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ir job.
Many people today use social media to share information, and any user, whether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could become a source or even the main story.
Does this mean that social media users should take a step back and think about what they are doing, or that reporters and media outlets should reflect on how they report the news?
Unless a post is related to the writer’s job, or the user happens to be authorized to comment on public issues, private posts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news. Surely a reporter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ws material and a news story.
While working in the news media, I was lucky enough to win a Golden Tripod Award for reporting, and now I teach journalism at a university. Nevertheless, I still wonder when TV news turned into a relay station for dashboard cameras, security cameras and social media. Is it just an unexpected result of technical convergence?
Some might say that academics sit in ivory towers, but I still have to ask how can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 and definition of “news” be changed just because of a few difficulties? That is something I do not understand, and I will never play along.
Translated by Tu Yu-an and Perry Svensson

2017年2月9日 星期四

我家客廳有行車紀錄器

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我家客廳有行車紀錄器!喔,不對,還有監視器及網路瀏覽器。只要打開有線電視第49~58台,所有滿滿的三器資訊,都會透過那幾台,源源不斷地傳送到我家的客廳裡來。
但是如果我想了解重要的新聞時事,例如內閣改組的影響,那恐怕就要抱歉了,因為只會有口水,沒有活水。例如,我真的不想知道哪位部長是誰的表姊,不然只要提一下也就夠了,因為我更想知道她就任後對重大政策的立場,但有嗎?

引述前務必先查證

曾幾何時,記者的新聞是逛來的,而不是跑來的?記者只要逛逛街,找找行車紀錄器或監視器,或者在辦公室逛逛瀏覽器,新聞就可以信手拈來,但這些到底是新聞資料,還是新聞本身?記者搞得清楚嗎?
我在大學教新聞採訪寫作,堅持禁止學生引述不具名的網路資訊,因為記者必須確認消息來源的真確性,更重要的是,這消息來源是否具備對這新聞資訊表達意見的身分,因為不是阿狗阿貓都可對任何事情表示意見的。
但學生回饋給我的意見是,現在大家(記者)都這樣,為何他們不可以?我這樣教我的學生,我錯了嗎?對於記者應確認消息來源的真實性與適切性,我該繼續堅持嗎?這樣的新聞環境,是我們這些教新聞的有問題,還是大環境有問題?
曾幾何時,現在隨便有個人在自己的臉書吐露個心聲,或表達個意見,就會成為新聞。還是那句話,這是新聞資料,不是新聞本身。有人利用臉書感嘆老友逝去,記者就當成新聞來發布;有人利用臉書透露某重要人物身體有恙,也被當成新聞處理,如果與事實有出入,還被迫出面道歉。是啦!重要人物的動態也許該有其權威發布管道,不宜由個人來表達,但個人透過臉書抒發情緒或意見,曾幾何時變成新聞本身? 

表達意見竟成新聞

當有人在其臉書發表對重要人物逝去的感懷,或表達對其身體狀況的猜測時,難道記者看到後,不用去跟權威消息來源(例如重要人物的企業公關)查證,便可直接引述臉書資訊,當成新聞來發布?即便這些臉書發布者是名人,先不討論此舉是否適當,記者是可以當消息來源,但不能當新聞本身,因為他們都不是提供這些重要資訊的權威管道啊!
難道某人臉書說重要人物逝世,或說某重要人物身體不適,記者不該去跟更具權威的該企業公關查證嗎?只因為這些臉書發布者有點知名度或屬公眾人物,就可以直接報導嗎?問題是他們提供的重要資訊,與他們的職務及角色不相干啊!
我當然知道現在許多人利用臉書發布新聞,不管刻意有意無意,主動或被動地成為消息來源,甚至新聞本身,但這現象該檢討的是每個臉書使用者,還是記者(媒體)本身呢?除非臉書內容是談論己身的事務,或他具備表達某公共事務意見的身分,否則為何表達個意見就可以成為新聞呢?記者應該要能判斷,這只是新聞資訊,還是新聞本身吧!
我曾短暫從事新聞工作,也曾僥倖獲得最佳新聞採訪寫作金鼎獎,目前在大學教新聞採訪寫作。但是,曾幾何時,新聞台變成三器台,難道這是科技匯流的另類成果嗎?也許有人會說學術蛋頭不食人間煙火,但經營困難就可改變新聞的本質及定義嗎?我不解!但我也不想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