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媒●眉批－－陳炳宏的部落格

台灣媒體世界奇觀（陳炳宏）

2012-01-17T23:49:00.000-08:00

台灣媒體世界奇觀（陳炳宏）
2012年01月17日

理論上來說，民主國家的大眾媒體應該是永遠的反對黨，把監督執政者當成是天生的職責。但是這個理論好像不能適用於台灣媒體，因為我們有些媒體批評的對象永遠就是「那一個」政黨，當這個政黨在野，它每天的節目內容就是批評執政黨，成為最佳的媒體監督執政的典範；但一旦它支持的政黨執政了，它就開始批評反對黨，成為執政黨的代言人，形成民主社會的負面教材。或許多數民眾心裡都有數筆者是在指涉哪些媒體，不過我想沒有一個媒體會承認。

這類不論是非凡事狂批反對黨，卻對執政者錯誤政策視若無睹的媒體，儼然是執政黨「制衡」反對黨的代言人，這個現象即是台灣媒體的世界奇觀之一。此現象從2000年到現在一直存在，只是當執政黨輪替，代言人也輪替罷了。筆者很想問問這些媒體及名嘴，將監督執政的天職放在一邊，每天在媒體上制衡反對黨，所為何來？恐怕若不是為了通告費或個人利益，不然就是不了解媒體在民主社會應有的職責吧？這現象在現行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的禁止條款限制下，都這麼層出不窮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還想要鬆綁黨政軍條款，實在令人費解。

另一個奇觀則是，在選舉新聞報導上，台灣公廣集團的華視竟然被評為是最傾向執政者色彩的媒體！這樣它跟對岸的中央電視台何異？根據中華傳播管理學會公布的總統選舉電視新聞分析結果指出，在政黨偏差方面，三立、民視偏深綠；華視則呈現深藍，台視、中天、中視呈現淺藍，中立的只有年代、東森和TVBS。這項結果是否公允或許見仁見智，但屬於公共廣電集團的華視竟然打敗被普遍認知為藍色媒體的中視與中天而被評為深藍，這實在非同小可，除非這項調查有誤，否則各界應該正視與深思這個現象。華視作為原本是台灣社會最期待應該公正客觀的公共媒體，竟然被評為是最挺執政者的深藍電視台，如何面對這項結果應該是華視比梁春姬事件更大的挑戰吧。

如果華視對於這項調查結果有異議，應該發表聲明以正視聽，而公廣集團董事會也應該好好反省與調查，然後公布結果給公廣媒體支持者一個交代。否則當華視面對深藍媒體的大帽子，公廣集團卻不能給國人一個說法，那麼連忝為華視自律委員但卻無實權置喙的筆者都想該辭職了，我想公廣集團的董事是否也該知所進退了！

綜合而論，筆者期待連任成功的馬總統應該認知到，如果在競選期間自己都曾深受媒體亂批、濫批之苦，那麼在連任無後顧之憂後，應該有大氣度先拋開執政者永遠想透過控制媒體以延續執政權的傳統思維，因為要改革堪稱世界奇觀的台灣媒體，必須要先刮自己的鬍子。例如請執政黨先對公廣媒體的人事與營運鬆手，讓董監事及高階經理人的提名與任命拋開顏色思維，回歸專業考量：並且讓中央通訊社仿效公視選任董監事模式，讓它真正國家化，否則行政院提名的董監事制度只會讓中央社永遠是政府媒體。然後馬政府才能在接續推動媒體應興應革政策上獲致國人的全力支持，否則執政者自己都操控媒體，如何再去進行公正的媒體改革呢？請不要再讓任何政黨或總統候選人受到媒體亂批與濫批之苦，這樣台灣的民主才能向前走啊！

「內文小修版」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966523/IssueID/20120117

旺旺併購案的四大議題（陳炳宏）

2011-08-20T00:03:00.000-07:00

旺旺併購案的四大議題（陳炳宏)
2011年08月20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決議將針對旺旺中時併購有線電視系統案，邀集相關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及專家學者召開公聽會。NCC願公開討論媒體併購案的決定值得肯定，筆者亦願提出旺旺併購案值得省思的四大議題，供各界參酌。

第一個議題是此案對媒體市場多元的影響。這可分成有線系統與衛星頻道兩市場來說：首先是系統市場，將被併購的中嘉網路擁有10家有線系統，其訂戶佔全台總訂戶的21.18％，加上此案另併入3個獨立系統，併購後其市場佔有率將提高到26.69％，旺旺將成為全台最大的有線系統經營者。再來是頻道市場，目前此案的從屬公司控有11個頻道，加上另一事主王令麟的5個購物台、旺旺的中天3頻道及中視都算進來，以目前有線訂戶可收看約100台來算，旺旺頻道即佔可收視頻道總數20％左右，這比率已經違反新修的《有線廣播電視法》所規定的有線系統播出其同集團的電視頻道不得超過十分之一。因此此案不管是系統訂戶總數超過公平會所關心的四分之一，或頻道總數超過NCC所規定的十分之一，都值得兩個主管機關重視

消費者利益何在

第二個議題是此案對媒體內容多元的影響。筆者進行過兩項有關媒體內容多元的研究，一是分析旺旺中時併入中天電視台前後一年，中時影劇版報導中天相關節目的數量，研究發現併購後比併購前多4倍，這代表媒體若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其內容選擇會越來越偏狹，即限縮內容的多元性，讓民眾知的權利受到箝制。

第二個研究是有關NCC最近關心的媒體涉己事務報導，此研究分析屬於頻道家族的4個新聞頻道之晨午晚夜4節新聞，報導其家族頻道及集團媒體的相關新聞量，結果發現雖然中天新聞台涉己新聞的總量佔第三位，但卻是在晚間新聞時段播出最多集團相關媒體新聞的頻道，顯示中天相當重視其所屬集團媒體的新聞報導。

第三是消費者權益議題。業者強調併購案有益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筆者沒有證據可證實或否認此理念型論述，但業者應該也不否認併購案亦符合自身利益，但不管是國家的整體利益或業者的自身利益，相信各界都很期待NCC對此案作成決議前必須要慎思，通過此案對消費者的積極利益何在？筆者期待業者應該明確說明，通過此案對消費者的積極利益為何？我不覺得所謂併購案有助媒體匯流這類空泛的答案就是消費者積極利益之所在，建議業者應提出具體意見及作法，然後訴諸公評，以真正讓消費者看見牛肉何在，才能說服各界支持此併購案。

第四則是員工權益議題，即併購案對有線電視產業從業人員有何正面意義？不能因有國家及業者的經濟利益就忽略勞動者的權益。筆者最近研究有線電視產業及市場因素對系統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後發現，有線電視產業的市場類型、企業型態、營業規模與組織規模皆對員工工作滿意度有重大影響，那究竟旺旺併購案對有線系統員工而言，其正面影響及積極利益何在？這些議題與消費者權益同等重要，都有待業者提出具體說明與承諾。

整體而言，各界對前兩項議題已有所討論，答案都是肯定的，只是在數位匯流時代，媒體多元議題應否被強調尚有不同看法，至於後兩項則是最被忽略，但卻是最應被重視的議題，建議業者應主動提出說明以去除疑慮，並寄望NCC在對旺旺案作成決策前，不管以公聽會或任何形式進行審議，都應該公開討論及深入探究前述四項議題，以說服社會大眾接受此併購案。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611007/IssueID/20110820

媒體所有權集中化！關係到社會你我他

2011-08-16T00:26:00.000-07:00

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在遠古部落時代，人們幾乎都是透過親身體驗去接觸與瞭解外界的人事物，人與人間的互動是如此，接觸外界事務也是如此，身體是主要恐怕也是唯一的傳播媒介。但時至現代社會，社會體系與網絡已經複雜到人們再也無法完全透過親身接觸去瞭解外界的人事物，這時無遠弗屆的傳播科技便扮演著重要的媒介角色。例如現代人不必去過非洲，只要透過「發現頻道」（DISCOVERY Channel）或「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便可以親眼看到奔馳在非洲草原的動物，台灣民眾也不必去日本，就可以透過電視轉播或各種媒體，看到地震、海嘯、核能等事件對福島的傷害。這時候大眾媒體很自然的就成為我們現代人認識與瞭解所有外界人事物的耳朵跟眼睛。

例如在2008年總統大選前，相信很少民眾有親身接觸馬英九及謝長廷兩位總統候選人的機會，但還是有超過一千萬的選民在選舉日投下他的一票。不可否認的，在這件民主大事上，大眾媒體已經取代親身接觸而成為選民瞭解候選人的耳朵跟眼睛，最後協助選民作投票的決定。因此，此事更可以說明大眾媒體已經在民主政治發展歷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大眾媒體已成為現代人接觸外界人事物的主要管道，以及民主社會的基礎，那我們不能不問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誰正在控制著台灣的大眾傳媒？這些人會不會想透過控制他們所擁有的大眾媒體－也等於是我們現代人的眼睛跟耳朵－讓我們可以看到、聽到或看不到、聽不到什麼資訊嗎？這也就是現代人為什麼一定要了解媒體產權的主要原因之所在，也就是說，認識及瞭解大眾媒體產權對現代人很重要。

從大眾媒體在民主社會的角色來看，眾聲喧嘩的媒體多元聲音的展現，才能促進社會民主的發展，而媒體控制在極少數人手上的一言堂意見市場，就會是民主社會的危機，所以媒體產權是否集中在少數人手上，是我們關心媒體產權的第一要務。

媒體產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會有何問題呢？可以舉個例子來，原本中國時報或中天電視台屬於不同老闆，但在2006年，中國時報老闆出前把中天電視三個頻道買下，結果研究發現，在中國時報買下中天前後各一年間，中國時報影劇版對中天電視台相關節目的報導，竟然增加了四倍。試想，如果中國時報不是中天的老闆，他會利用夠多的版面去報導中天電視台節目的內容嗎？再從另外一面來看，如果中國時報沒有擁有中天電視台，中國時報的讀者可能可以從其影劇版讀到更多其他電視台的新聞報導，也就是說，中國時報影劇版的內容應該會更多元會才對。最後，從其他電視台的角度，因為中國時報買下中天電視台後，他們電視台的節目被中國時報報導的機會相對就減少了，所以媒體產權集中的影響應該是很廣泛的。還有，當中國時報同時擁有中天與中視後，那時候超級星光大道節目在一個週末可以播八次，如果他們不同老闆，對不喜歡看超級星光大道的觀眾來說，或許他們就不會因星光重播八次而減少許多其他節目的選擇啊。

以上這些都是產權集中的負面影響啊！如果還是不夠清楚去理解產權集中的缺點，那可以再去想像，如果全台灣媒體都屬於政府、國民黨或民進黨，或黎智英，那應該可以更具體瞭解媒體產全部應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的道理了吧。

因此除了共產集權國家外，民主國家幾乎都設有一些限制，避免媒體產權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例如美國電訊傳播法案規定，任何媒體集團擁有的有線電視系統，其訂戶數總和不能超過全國的三分之一，台灣有線廣播電視法也有同要的規定，也是採三分之一的限制上限。但是現在台灣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一家集團擁有的各類媒體數量或比例都不超過政府規定的上限，那它是不是就可以擁有更多的媒體而都不加以限制呢？這就是跨媒體產權集中規範的問題。

例如中國時報集團在擁有報紙、雜誌、網路後，接著併購屬於無線電視的中國電視公司，然後再買下屬於衛星頻道的中天電視台，接著它還將買下12家有線電視系統。這樣不斷併購各類媒體的作為，是否會對言論自由市場的眾聲的喧嘩造生影響？是否會增加它對言論市場的控制及影響力？這些都是媒體管理機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應該加以重視的議題。因為雖然許多人認為，企業併購是經濟行為，但其實其影響性則不是純經濟法則就可以完全規範及解釋的。再用一句重話來解釋其值得重視的原因，那就是，如果旺旺中時哪一天富可敵國到可以買下全台灣的媒體，那媒體企業併購對台灣民主化發展會有何影響？不能單純以企業併購角度去思考媒體併購所產生的產權集中影響性，這道理應該不難懂吧。

延伸閱讀

1.陳炳宏（2009）。〈媒體集團綜效偏差之研究〉。《中華傳播學刊》第16期，頁177-213。

2.陳炳宏（2010）。〈媒體集團化與其內容多元化之關聯性研究〉。《新聞學研究》第104期，頁1-30。

3.《論媒批媒》

From：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3/article.php?storyid=785

控制媒體政府又可見縫插針了

2011-03-07T07:18:00.000-08:00

控制媒體政府又可見縫插針了（陳炳宏）
2011年03月07日

行政院長吳敦義日前同意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所提廣電三法修正草案，決定修正「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條款，將政黨、政府、軍方不得投資媒體的規範，放寬為政府可間接投資，但政黨仍在禁止之列。平心而論，這項修法到底是符合產業需求的良策，還是政府重新操控媒體的陰謀？目前尚難立即下斷論。但面對這項修法，反思重點應在於，若重新開放政府得以投資媒體，即便增訂罰則又如何？如果沒有完善的配套規範，徒法不足以自行且徒留想像空間啊！

公開政府投資內容

其實政府可對傳播媒體產業付出心力的事項實在很多，例如數位匯流政策、數位內容獎勵、公共電視法修法等，都亟需政府面對與解決，實在搞不懂為何開放政府投資廣電媒體是如此急迫的施政選項？難道開放政府投資媒體後就可以挽救媒體產業困境了嗎？筆者看不出其間的因果關係啊！說是為某電信企業或媒體集團解套還來得實際些！不過反正政府心意已定，當務之急就是要同步把開放後讓政府得以不當操控媒體的漏洞找出來並補起來，否則很難想像，開放後若導致台灣走政控媒體的回頭路，其後遺症將很難想像。

首先，筆者認為應確立政府「只投資、不經營」的基本原則，即政府絕對不能透過投資而介入廣電媒體經營。雖然草案同時增訂罰則，政府、政黨若控制民營廣播、電視將受罰。不過明眼人都可看出，即便規定只能間接投資，但其實政府還是可以間接影響（例如以投資者身分關說或關切某些節目內容），因此所謂「介入經營」或「控制」的界線都應明確界定；另外，若政府違反相關規定，不能只處罰被投資的媒體，而是應該處罰投資者，即政府本身。不過須注意的是，例如現行禁止置入性行銷條款雖然明訂處罰媒體，但結果都是廣告業者繳錢，因此未來是否會發生政府違法但媒體受罰的情形，還是要謹慎確定處罰對象。

其次，所有政府投資廣電媒體的行為都必須做到資訊公開，建議草案應明訂政府若欲投資某媒體超過其發行股份總數的1％時，應先舉辦投資公聽會，如逾3％即應經主管機關核准，若逾5％則須經立法院同意。雖然政府編列經費本須經立法院同意，但對於投資廣電媒體這件事，強迫資訊公開與拉高行動門檻絕對有必要。若台灣社會認同媒體在加速產業數位化與產業自由化過程，需政府大力扶植、參與，那要求召開公聽會、經主管機關或立法院同意等程序又有何不可呢？政府投資廣電媒體這件事不能只由執政者來決定，應該有其他制衡力量才是。

黨政軍條款應保留

此外決定開放政府投資廣電媒體後，那「廣電媒體」該如何定義？面對媒體數位化與產業匯流趨勢，不斷出現新興媒體服務，政府是否有能力去定義何謂廣電媒體不無疑慮，但即便定義廣電媒體有點像不可能的任務，還是有其急迫性，否則未來修法通過後，可能會橫生更多的爭議。

最後，基於當年制訂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條款之原意，目前實不應放棄黨政軍條款，因為必須提醒的是，此議題所涉及的疑慮仍多且影響深遠，在尚未找到更好的取代及規範措施前，此條款恐怕還是有其必要性，畢竟我國政經背景與現實環境與其他民主國家未必相同，至少我不認為政黨或政府企圖控制廣電媒體的可能性已經完全在台灣消失了。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231101/IssueID/20110307

NCC竟接受蔡明忠弔詭的承諾

2011-01-24T23:47:00.000-08:00

NCC竟接受蔡明忠弔詭的承諾（陳炳宏）
2011年 01月25日蘋果日報

在年代集團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違反承諾後引發不准換照（或稱撤照）後，另一家媒體集團對NCC的承諾其實也同樣潛藏危機。去年底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向NCC許下15項承諾後，經濟部投審會在一個月內也同意，由蔡明忠兄弟以個人名義投資的大富媒體公司併購外資凱擘集團在台擁有的12家有線電視系統。雖然兩會在通過此併購案時都強調，如果大富未能履行附帶款的承諾，NCC與投審會都會依相關法規祭出罰責或甚至撤照。在此姑且先不論這些承諾的法律效力，會不會再引發類似年代電視台換照承諾的爭議風波，但問題是，蔡明忠的承諾與違法條文同時共存，而前述兩單位卻都視而不見！

這項附帶決議中有個承諾相當弔詭，但NCC與投審會卻都沒意識到，那就是蔡明忠向NCC保證「蔡氏兄弟及台灣大哥大總體訂戶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3分之1」。當此併購案提出時，蔡氏兄弟的大富媒體與富邦集團有沒有集團企業的任何關係，被視為是主要爭議之一，因為如果大富與富邦是關係企業，那一來將違反黨政軍三退的禁令，另外其共同擁有有線電視訂戶數就有超過《有線電視法》規定的全國3分之1上限的疑慮。雖然大富與富邦的關係很令人懷疑，而大富也極力撇清它與富邦有任何關係，強調大富媒體是蔡氏兄弟個人的投資，完全與富邦沒有關係，那自然就與富邦集團旗下台灣大哥大擁有5家有線電視系統的台固集團也沒有關係。

或許NCC在審查過程中，無明確證據證明大富與富邦有關係，最後只能同意此併購案，不過大概NCC還是有點不甘心沒查到證據，因此就要求大富加台固總訂戶數不能超過法令規定的全國3分之1的上限。但其實NCC要求大富的這項承諾是有問題的，因為理論上，既然NCC沒有證據證明大富與富邦的關係，而大富也一再保證它與富邦是清白的，那NCC就不應要求大富作這項承諾。不過更奇怪的是，大富大概急於想趕緊讓併購案通過，結果竟然也答應NCC的這項要求。雖然這項承諾是誰對誰提出的，筆者不得而知，但雙方會同意則很耐人尋味。

問題在於，大富的這項承諾充滿矛盾，因為如果大富與富邦沒有關係，那它又如何能承諾大富加台固的總訂戶數不會超過全國3分之1呢（目前台固訂戶數佔全國約10.89％，而大富總訂戶數佔全國約22.31％，兩家加總已超過全國3分之1）？如果大富敢承諾會控制住讓兩家企業的總訂戶數不超過3分之1，那不正好證明兩家企業「有關係」，否則大富如何替台固承諾未來不會再買其他有線電視系統，以免兩家加起來超過法定上限呢？這項承諾正是大富「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證據啊！

承諾事項缺乏邏輯

這樣想好了，誰有權力能要求台固可不可以再買賣有線電視系統？這事誰說了算呢？老實說NCC加這項承諾，以及大富敢承諾這項附帶款，兩者的心態都值得探究。更有趣的是，日前投審會通過大富併購案甚至也附帶決議要求大富應按NCC的15項承諾辦理，如果未履行，會依相關法規祭出罰款。這引發值得深思的問題是，難道行政機關對民間企業要求承諾要求上癮了嗎？導致大家對承諾事項都只是行禮如儀，先認了再說，出事再來翻臉，而不管其間的適法性與邏輯關係嗎？因此，建議NCC針對這項承諾，應馬上清查大富與台固兩家公司所擁有的全台有線電視訂戶總數，確認有無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1條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總訂戶數合計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3分之1上限之規定。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137978/IssueID/20110125

No rest till media reform complete

2011-01-11T20:36:00.000-08: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Wed, Jan 12, 2011,Page 8　

On Jan. 3, Premier Wu Den-yih (吳敦義), on the instruction of President Ma Ying-jeou (馬英九), announc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all not buy news, and advertorials embedded in programming should be properly labeled.”

Then, as a formal response to a statement by a group of academics protesting against embedded government advertorials in the media,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issued a document listing issues that government agenc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when plann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ir policies.

If the government took the demands for media reform coming from various groups seriously and implemented this policy, it would be worth a notation in the annals of the nation’s media reform.

However, if we were to follow the dictum of Sun Yat-sen (孫逸仙), the found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that people should neither rest nor waver until the revolution is successfully realized, the changes would only be one small step on the road toward media reform.

Since only time will tell if those reforms will really be implemented,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Taiwanese media have been reformed.
In the late 1980s, about at the time martial law was lifted, calls for media reform came mainly from the Taipei Society, which pushed for less involvement in the media by political parties, the military and the government. The Taipei Society was joined by the Alliance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errestrial TV in the late 1990s, and in 2003 the legislature responded by passing legislation stipulating that those three groups — political parties, the military and the government — must withdraw from all media ownership.

Another media reform campaign that began at about the same time was the campaign to dem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television.
Although this was started in the 1970s — prior to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and before the demand for the withdrawal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e military and the government from media ownership — the public didn’t really get behind the campaign until the 1980s. Legislation was finally passed in 1997, a year before public television was established and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legislation banning the three aforementioned groups from media ownership.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media have gone from being the mouthpiece of the sole political party — used to maintain ideological control during the Martial Law era by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 to a medium for public entertainment. Having jumped into bed with the market economy, the media have slipped steadily downhill,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have become one of the three main sources of the chaos now seen in country.

This decline is why there are so many calls for media reform. The government’s embedded advertorials, aimed at promoting its policies, comprise only one of the problems and it was not until late last year that 100 media academics finally called on the government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The catalyst was the resignation of veteran China Times reporter Huang Je-bing (黃哲斌), whose resignation letter drew attention to this growing practice.

However, does that really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the media? No, there is still a very long way to go.

Clear rules that government agencies will no longer buy news and transparency regarding the identity of the organization paying for embedded advertorials is just the beginning.

Furthermore, it is only a passive approach because there is always the question of how much restrictive power an administrative order actually has on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order will be followed consistently by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or whether a more fundamental, stronger solution should be found, perhaps entailing a complete ban on government advertorials in any kind of media outlet.

There have been suggestions that the Cabinet’s policy is passive and that if the government really wants to eliminate all inappropriate media advertorials, it must be clearly stipulate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tions on transparency, broadcasts sponsored or commissioned by the government cannot be allowed to influence the editorial independence of a program. That, and only that, would be a show of determination.

A version should also be proposed that defines the announcement public television advertised information, forcing that it be broadcast separately from programming. Thus, government policy announcements would be confined to advertising segments and completely banned from appearing as embedded advertorials in -regular programming.
Wu’s announcement, is just the beginning. It does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 advertorials because public monitoring is still requir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is able to control the media and because the public will have to find ways of resolving the issue of how to regulate the embedded marketing of other products.

As one of the academics demanding media reform, my new vision involves several approaches, which include: ensuring the independence of public television and preventing inappropriate forces from interfering with public media; supervis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media; ensuring a diversified media; building an effective media regulation system and initia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civic organizations in public control mechanisms; continuing to supervise inappropriate embedded advertorials in the media and ensuring the media’s independence; and blocking the use of the media as a government tool in the vitriolic battle between the pan-blue and pan-green camps.

These proposals would help bring about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media.

In terms of media reform, all these things are worthwhile goals, because without a healthy media there will not be a democratic Taiwan. I will therefore end by iterating Sun’s call — those who work for media reform should neither rest nor waver until the media revolution is successfully realized.

Chen Ping-hung is a professor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s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From：http://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1/01/12/2003493274

媒體改革新年新願景

2011-01-04T05:59:00.000-08:00

媒體改革新年新願景（陳炳宏）
2011年 01月04日蘋果日報

歲末年終，在馬總統指示下，行政院長吳敦義昨宣示「政府不買新聞、節目置入應標示」政策，由新聞局提出「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正式回應學界反對政府置入媒體的聲明。如果執政者真能正視各界對媒體改革的訴求而落實此一政策，那應該值得在台灣媒體改革史上記上一筆。不過套用國父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其實這只是台灣媒體改革的一小步，更何況是否確實執行還有待觀察，因此媒體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從台灣解除戒嚴令後起算，歷來媒體改革的重要主張有澄社在民國七○年代末期所推動的黨政軍三退運動，這項改革在民國八○年代末期，由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接手，到2003年底當立院通過三退條文後暫告一段落。

而另一項與三退運動算是同時期的媒體改革運動，即是公共電視催生運動，雖然它始於解嚴前的七○年代，應算是早於三退，但是由民間積極推動卻是在八○年代，而這項運動目標的達成亦早於三退，在1997年完成立法，隔年設立公共電視台。

時序進入21世紀後，媒體角色從戒嚴時期政黨的意識形態控制工具，被扭曲成解嚴後人民的純娛樂工具，而追逐市場經濟邏輯運作的結果，導致媒體日益墮落，成為台灣三大亂源之一，因此各類媒體改革主張此起彼落，其中政府置入性行銷只是問題之一，直到2010年底，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的一聲槍響下，傳播學界一百餘位學者隨後出面響應，終於喚醒執政者正視此一問題，在中華民國邁進百歲之際，給了正面回應。

但媒體問題就這樣解決了嗎？其實還差很遠很遠。明定政府機關不再買新聞，利用節目宣導應標示出資者，這只是個開始，而且只是個消極版本，因為一紙行政規則能規範得了所有行政機關嗎？中央與地方會一致遵循嗎？還是其實政府應該釜底抽薪，不只是消極的規定不能置入新聞，而應該制定積極版本，即完全禁止政府進行任何媒體置入？

應該制定積極版本

因為有主張認為，目前行政院宣布的只是消極版本，如果執政黨真有心要杜絕不當的媒體置入，除規定標示外，還要明訂即便政府贊助或委託製播，都不得影響節目的編輯獨立權，這才算有決心；甚至應提出積極版本，即認定政令宣導也是某種形式的廣告訊息，還是應該與節目區隔，因此政府政令宣導只能在媒體進行廣告露出，完全不得進行節目置入。所以請千萬注意，吳揆的宣示只是個開始，並沒有解決置入性行銷問題，因為政府是否尚留有控制媒體的空間，還有待全民監督，另外商品的置入規範還有待全民集思廣益去謀求解決之道啊！

因此忝為傳播學界主張媒體改革的一份子，思考建國百年媒體改革的新願景包括：確保公共電視獨立自主運作，防制不當勢力干預公共媒體；監督媒體產權集團化與外資化，確保媒體內容多元與多樣；健全媒體管制體制，推動公民團體參與的共管機制；繼續監督包括政府與廣告主的不當媒體置入行為，確保媒體獨立自主；以及抵制利用媒體為政治鬥爭工具的藍綠惡鬥，致力推動媒體民主化。

對媒體改革者而言，前述都是很值得努力的目標，因為沒有健全的媒體，就不會有民主的台灣，因此想再修改國父的話來呼籲——媒體改革尚未成功，媒改同志仍須努力。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086091/IssueID/20110104

學者是公共財，名嘴則是商品

2010-12-11T04:31:00.000-08:00

聯合報標題：拒當商品一流學者不上電視 (陳炳宏)
2010年12月11日聯合報

日前獲頒台大榮譽博士學位的胡佛教授指出，當今媒體與政論節目是「觀眾喜歡聽什麼就說什麼」，不但專業能力有問題，更缺乏知識分子的良心與氣節，「一流學者不會上電視，就是因為不會罵人」，這席話再度引發電視名嘴議題的論戰。嚴格講，胡教授只說對一半，目前許多一流學者不願意上電視，應該與會不會罵人無太大關係，而是他們不願淪落成為替電視台拚收視率的商品「電視名嘴」。

美國聯邦前首席法官理查波斯納曾出版一本稱「公共知識分子」的書，探討這群常搖筆桿、耍嘴皮子，在與媒體結合暴得虛名後，便成為媒體寵兒的學者、媒體人及政客等人的行徑。這群人在台灣通稱為電視名嘴，波斯納則以反諷口吻稱「公共知識分子」，來解析在媒體蓬勃發展，對資訊需求量大增的時代，知識分子該如何自處與自我期許。

韓文正譯作「公共知識分子」書上有段話用來評論台灣的電視名嘴特別貼切：「糟的是，社會上並沒有批判公共知識份子的客觀標準，以致這批人膽子越講越壯，場子越講越旺，哪怕談的遠離自己的專業，照樣到處插花客串，信口開河不誤。可嘆真理越辯越糊，偏見越加越深，見解水準節節下降，就算講錯被人抓包，為了捍衛荷包也要硬拗。只要媒體關係良好，節目照上，文章照寫。只要抓對市場脾胃，總有人捧場」。這群人為了自己的知名度與荷包，抵死為電視台服務，這跟電視台用來吸引收視率的商品有何兩樣？公共知識分子的稱呼對他們實在諷刺。

如果學者能忠實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沒人能阻止他們上電視，但如果甘願成為追逐收視率的工具，在發言上大灑狗血賣力演出，只顧自己的知名度與荷包滿滿，那他就只是被電視台利用的商品，兩者間的差別就在這裡。

只不過如果有學者只願意扮演公共知識分子，而不願意成為電視台期待的追逐收視率的商品的話，在現行以收視率掛帥的惡質電視環境下，他們應該是不可能有機會上電視的！這就如胡佛教授所言，一流學者是不願意上電視的，但其原因不是因為他不會罵人，而是因為他不願意成為電視商品。

From：http://udn.com/NEWS/OPINION/X1/6027855.shtml

Guarding against TV monopolies

2010-11-06T21:20: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Saturday, Nov 06, 2010,Page 8

Less than a month after the Tsai (蔡) family, owners of Fubon Financial Holding, bought 80 percent of the shares in the cable TV system owned by foreign-invested Kbro Co Ltd for NT$36 billion (US$1.2 billion) to become the biggest cable TV operator in Taiwan, Want Want Group declared that it, Eastern Media International Corp and Cathay Financial Holding Co would invest NT$70 billion to buy 86 percent of the shares in MBK Group’s cable TV system. Recently, the ownership changes in the cable TV industry have been almost too fast to keep up with, as the biggest players keep changing so frequently.

Some people are pleased to see that local conglomerates are buying back the rights to Taiwan’s cable TV industry, while others worry that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re being sacrificed as the industry increasingly comes under the control of conglomerates. There are also worries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media will spell the end of a market based on plurality and freedom of speech.

There is no definit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ings will be better with cable TV ownership in the hands of local or foreign companies. Of course, everyone is happy to see ownership back in the hands of local companies as this can help avoid inappropriate media control and manipulation. However, nobody would suggest that local companie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consumer welfare or more will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services than foreign firms.

While it is also true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ownership in the hands of a few big companies is a problem in the cable TV industry,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started with the two recent takeovers. Instead, it has been going on for more than a decade. It started with Eastern Broadcasting Co and China Network Systems Co, which were taken over by the foreign-invested Kbro and MBK Group a few years ago. With Fubon Financial and Want Want Group now taking their place, that merely represents another couple of big industry players trying to make it in the media business.

Following the two recent takeovers, we should therefore focus on whether these two conglomerates will gain a total market monopoly by adopting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arket integration.

First,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ownership in the hands of a few big companies becomes an irreversible trend in the cable TV industry, we should focus on whether the market will be subject to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For example, when cable TV services in a certain area become monopolized by a single company, consumers can no longer choose what cable TV system they want. If the conglomerates can combine market monopoly with control over channel availability, consumers also lose the ability to choose which channels they want to watch, leaving them at the mercy of the conglomerates.

The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regulating the cable TV industry should therefore make a serious move to stop cable TV conglomerates from monopolizing system platforms and cable channels.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avoid monopolization of bot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markets and to keep channel operators alive. We cannot let the channel market develop the same problems as the cable TV industry. Thi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survival of channel operators, but is also the best way to ensure consumers retain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channels they want.

When consumers are forced to pay more than NT$500 a month to subscribe to cable TV services with more than 100 channels, when they only really regularly watch about 10 channels, we must ask how those channels that nobody ever watches manage to get onto system platforms. The reason is simple: They and their system operators belong to the same conglomerate, so, regardless of whether consumers like them or not, those channels stay on the system platform and consumers are forced to pay to keep channels they will never watch. The result of keeping unpopular channels in a cable service just to fill up the numbers is that system operators constantly demand program fee increases. These operators never wonder why there are so many channels their subscribers do not watch.

If the authorities have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understand how to take preventative measures, they should amend the law or demand that the two conglomerates promise that the channels they own will not account for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ll channels on the same system platform. This is stipulated in current legal regulations.

In addition, they should also take the lead in meeting standards in amendments yet to come — their own channels cannot account for more than one-tenth of all channels. However, the ideal situation would be no more than five channels, including both basic and digital channels.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stop -conglomerates from monopolizing both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markets.

Second, as everybody believes that local conglomerates are more willing than foreign investors to improve the local market, I suggest that these conglomerates show their concern for Taiwan by doing something about it. Promising to increase the budget for local and community-based programming would be one such example. In this regard, they should promise to allocate a fixed proportion of their annual turnover to fund programs and produce news for channels owned by the system operator. Otherwise, cable conglomerates can use synergy strategies to drastically cut from the budgets for community news broadcasts and self-produced programs so as to force cable TV operators in different areas to broadcast the same programs to cut expenditure, before cutting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their programming and news departments. The authorities should look carefully at and deal with problems that could be caused by surging unemployment.

In addition, the authorities should also demand that the two conglomerates set aside a fixed proportion of their budgets as a special fund to be used to help cable TV operators promote and encourage access to the media for other groups and the public.

This would provide public channel operators with a fixed amount of funding so they can perform an active role with such public channels and increase public access to the media.

Chen Ping-hu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AND DREW CAMERON.

From：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0/11/06/2003487814/1

嚴防集團併購引發市場壟斷

2010-10-30T04:49:00.000-07:00

嚴防集團併購引發市場壟斷（陳炳宏）
2010年10月30日蘋果日報

繼富邦蔡家以360億併購外資凱擘集團旗下有線電視系統80%股權，成為全台最大的有線電視系統集團後，才一個月不到，日昨旺旺集團宣布與東森、國泰金控等集團以700億天價聯手拿下另一外資安博凱集團旗下有線電視系統86%股權，台灣有線電視產權交易令人目不暇給，產業老大陸續換人做做看。

針對前述交易，有人樂見本土集團搶回有線電視產業主導權，但也有人憂心有線電視產業日趨集團化，消費者會成為待宰羔羊，而媒體產權集中化後，多元言論市場將隨之消逝。不過有線電視產權到底在外資，還是在地資本手上比較好的問題未必有定論，我們當然樂見媒體產權由在地資本所擁有，以免被不當操控，但沒人敢說，在地資本一定比外資更在意消費者的福利，或更樂意提升服務品質。其次媒體集團化與產權集中化雖是有線電視發展的困境，但這卻不是因兩併購案才發生的，有線電視產業十數年前早已集團化，從早期的東森與中嘉，幾年前轉手外資凱擘與安博凱，再變成富邦與旺旺，兩併購案只是讓產業老大換人做做看而已！

因此兩併購案發生後，議題焦點應該在於兩集團是否會再透過市場水平與垂直整合，完全壟斷台灣有線電視產業。據此脈絡，建議主管機關積極思考以下幾項必要的因應之道。

壟斷剝奪選擇權

首先，當有線電視產業集團化與產權集中化成為產業趨勢而無可挽回後，值得關注的議題應該在市場是否遭水平與垂直整合。例如當有線電視經營區已遭壟斷後，消費者根本沒有選擇有線電視系統的權利，如果這時還要讓系統集團來決定消費者可以看哪些頻道，意即頻道市場也被這些集團所壟斷時，消費者則不僅沒有系統平台的選擇權，連頻道的選擇權也隨之被剝奪了，結果只好任人宰制。

因此兩併購案發生後，主管機關應積極研議嚴防有線電視集團同時壟斷系統平台與有線頻道，即有線電視上下游市場同遭壟斷的良方，以保留頻道業者的一線生機，不能再讓頻道市場落入相同下場，這不僅是保障頻道業者的生存權益，也是保障消費者選擇頻道的權利，否則消費者每月被迫付500多元，去訂約有100個頻道的有線電視服務，但常收看的頻道也許只有10個左右，那這些沒人看的頻道如何出現在系統平台的？理由無他，這是因為那些頻道與系統業者屬於同集團所擁有，所以不管消費者愛不愛，那些頻道都會賴在系統平台上，消費者只能被迫多付錢去養那些他永遠不看的頻道，而濫竽充數的結果，就是系統業者不斷要求調漲收視費，但業者永遠不管消費者不看的頻道為何會有那麼多？

如果主管機關有擔當，也懂得未雨綢繆的話，應該立即修法或要求兩大集團承諾，同一集團的頻道在所屬系統平台上不僅不得超過現行法規的1/4，且要率先符合未來修法的標準，即不得超過總頻道數的1/10（但我個人的理想規範是基本加數位頻道數不得超過5個），才能徹底斷絕同集團壟斷上下游市場的可能。

其次，既然大家認為本土集團比外資更樂意深耕這塊土地，那就要建請兩大集團展現愛台灣、愛鄉土的決心，承諾增加在地（社區）節目產製的預算比例。規範有二，一是承諾每年提撥營業額的固定比例，作為系統自製頻道節目與新聞產製的經費，否則有線集團透過綜效策略，必定大量砍刪社區新聞與自製節目的預算，讓各地系統台播相同節目以減少支出，接著即是裁減節目與新聞部門的人力，主管機關不得不審慎面對失業潮問題。

另外，主管機關亦應要求兩大集團編列一定比例的預算作為系統台推動與獎勵民眾與團體近用媒體的專款，即讓公用頻道業務擁有固定的經費，以發揮公用頻道的積極功能，並提供場域落實民眾的媒體近用權。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924911/IssueID/20101030

藍綠哪黨肯放過公視，請舉手！

2010-10-08T23:00:00.000-07:00

蘋果日報標題：公視淪為台灣之恥 (陳炳宏)
2010年10月08日蘋果日報

藍綠哪黨肯放過公視，請舉手！先跟讀者玩個猜謎遊戲：如果您看到一則新聞報導說，「××黨今天發表聲明，指控政府以操弄董事會的方式介入公共電視的營運，破壞公視的獨立性與專業性，但行政院新聞局否認指控，強調完全尊重公視董事會自律治理」。請問這裡的××黨是指哪一黨？答案A是國民黨，答案B是民進黨，答案C是以上皆是，您的答案會是什麼？我想關心台灣公視發展的人都會選C，也就是說××你填國民或民進，答案都對，也很適用。事實上，前述內容是引自近日民進黨發表譴責國民黨干預公視營運的聲明稿。對於這聲明，我很想建議國民黨把民進黨的這個聲明稿好好保存，因為哪天輪到民進黨執政，保證國民黨還有機會拿出來用，到時候不用再寫一遍，真的很方便。遠的不說，從這（第四）屆公視董監事選任開始，民進黨政府提名的董監事名單審查，就遭到立法院佔優勢的國民黨有意無意的杯葛，國民黨甚至指派立委充當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公視董監事提名人的審查委員，最後選出《公視法》規定董事最低額度的11名董事，勉強維持公視董事會的持續營運，這大概是因為當時國民黨也不敢冒公視停擺的風險吧！不過2007年公視第四屆董事會在組成之初，卻因有當選人想要辭職而使董事會面臨人數不足法定名額，而無法成立的危機，雖然後來此窘況化解，不過仍有公視員工即指控執政黨不當利用議事策略，讓應該原屬缺額而不得組成的董事會強行成立，並向新聞局及監察院指控這屆董事會其實並不合法，但至今結果尚無解答。

政黨左右公共媒體

接著在公視董監事會成立後，如果大家不健忘，董事長、總經理選舉又是一番廝殺，社會各界及公視員工有諸多傳聞，但都不得而解，而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有沒有介入，我想藍綠兩黨心裡都有數（我期待參與運作者未來願意寫回憶錄來交代這段祕辛），那時國民黨相關單位不也在發聲譴責民進黨干預公視嗎？說不定前述民進黨的聲明，就是抄自當時的國民黨的聲明啊？

直到2008年國民黨取得執政權，受限於公視法對董監事任期的保障，民進黨提名的第四屆董監事要到2010年底才卸任，國民黨才驚覺，原來動了中央社、中央廣播電台等媒體董監事會及高階主管後，卻動不了公視。結果國民黨想出一招，既然動不了公視現任者，那修法增加董事名額總可以吧，反正立院「自己人」超過四分之三。於是開始透過修法及控制審查會以增補公視董事，這正是後來被各界解讀為國民黨變相控制公視董事會的「稀釋策略」，也是過去1年多來公視紛爭的開始吧！

許多人想問，到底公視這件事，是藍對，還是綠對？是舊董事有理，還是新董事有理？平心而論，多數新舊董事各具專業，各有立論，我不覺得有絕對的答案，只是不知道是否有人願意放下各自的堅持，回頭看看公視過去1年多紛爭的源頭？至少我不覺得完全是新舊董事本身的問題，問題在政黨之爭啊！公共媒體可以被政黨左右，應該是公視之恥，也是台灣之恥吧！

針對公視的事，有人批評學者太鄉愿，總是各打50大板，但我認為，即便真有人鄉愿，但這也總比台灣社會上有些人從不問事情的是與非，總認為某個政黨永遠都是對的，某個政黨永遠是錯的，都要來得更負責任，更對得起台灣吧！因為試問，藍綠哪一黨從沒想過要干預公視的，請舉手！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869464/IssueID/20101008

NCC竟放棄自己的獨立性

2010-09-23T08:36:00.000-07:00

NCC竟放棄自己的獨立性（陳炳宏）
2010年09月22日蘋果日報

最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NCC）針對其主委是否應該由委員互選，還是由行政院長指派一事，聽說委員間意見搞不定，所以決議由行政院來決定。這事聽來有點奇怪，因為NCC號稱是獨立機關，但自己卻不能做決策，反而要由行政院來替它作決定，感覺好像不是獨立機關應有的作為。如果NCC連這麼重要的決策都要由行政院來替它決定，這就好像NCC在跟大眾宣示它根本不是獨立機關一樣，因此大家就不用再爭論說NCC到底獨不獨立啦！不然為何NCC要自廢獨立的武功，將不能決定的事由行政院來替它決定呢？

有關NCC主委到底是該由行政院長指派，還是由委員互選，這事在NCC成立迄今好像都不是「問題」，因為過去三屆主委都是由委員互選，除民進黨主政時第一屆主委因委員依政黨比例產生，經委員互選而由非執政黨籍的蘇永欽當選外，國民黨執政後，主委不都是被認為是行政院口袋中的人選呢？不管其真相為何，感覺好像選任或互選沒多大差別。因此國民黨實在不宜在民進黨執政時，仗著立院的優勢就立法要求互選主委，但現在執政了，就想應該由行政院長提名，才能貫徹行政一體，如此好像民進黨主政就不必在意行政一體？這種類似換位置後換腦袋的政策轉變，決策者都該給各界一個合理的理由吧！

這時讓我不禁想起國民黨前主席吳伯雄在國民黨完全執政時，對國人所說的一句話，那就是國民黨執政後作任何決策都會重視社會觀瞻！因此現在執政的國民黨如果認為此事是「昨是今非」，那就請注意前主席的提醒，決策前該注意社會觀瞻。而且我想行政院也不宜對此事替NCC作決策，不然不就更證實國民黨執政後，NCC真的已經不是獨立機關了嗎？如果真是這樣，我想所有卸任及現任的NCC委員都會覺得情何以堪吧！

政院任命無說服力

如果行政院及NCC真覺得此事昨是今非，主委應改由行政院長任命，那就請公開廣徵眾議，利用各種公開方式，去探究哪一種主委選任方式比較符合獨立機關的精神。

但是，即便NCC主委將來決定由行政院長任命，成為行政團隊的一員，各界可能還必須要追究，那當初何必要在既有的新聞局體制架構外再成立NCC呢？NCC成立的主要用意不就是因為其主管業務有獨立行使職權的需求，例如涉及媒體申設規範與內容管制，以及電訊傳播產業的龐大利益，因此應由獨立的機關來行使職權，而不宜由行政院下屬的新聞局來管轄。如果當初這些NCC成立的理由都未改變，那現在主張主委應改由行政院長任命所為何來？只是為了行政一體，還是為了要方便執政者操控大眾媒體的經營管理及電訊產業的利益分配？這點也要給社會各界一個說法！

平心而論，主委選任模式各有不同立論基礎，或有其優缺點，但重點在於不能因為執政與否而有不同主張。再者既然修改主委選任方式存在疑慮與爭議，NCC與行政院更應該審慎作為，因為主委選任方式不是不能改，但千萬要注意社會觀瞻，避免密室作業與專斷決策，應在廣徵眾議獲致共識後再形成最適決策，否則即便行政院真要為NCC裁決，這種無厘頭式的昨是今非，且缺乏決策理念的論述，相信對由在野變執政就改變決策思維的國民黨應該不是好事。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830640/IssueID/20100922

Ban political product placement

2010-08-21T10:51: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Saturday, Aug 21, 2010, Page 8

The other day I saw a news story about how Taipei Mayor Hau Lung-bin (郝龍斌) “coincidentally” appeared on the set of a TV series while a scene was being shot, just as the subject of urban renewal, a policy he is currently trying to promote, came up. The actor threw a few questions at Hau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setting up a “golden opportunity” that the director, who kept the cameras rolling, was never going to throw away. After all, the decision of whether or not to broadcast the clip could be made later, if he felt it worked.

You must be pretty naive to think this was all a happy coincidence. And the way the story was reported, one can only conclude that the reporters did in fact take their viewers for fools.

There’s nothing new about politics in TV programs, and it’s not like Hau’s campaign team were the first to come up with this kind of stunt. Discerning readers will know that this was a classic example of getting candidates for the year-end elections onto people’s TV screens, a case of clever product placement, to borrow a marketing term.

Instead of increasing the profile of a certain product by having it appear in a news story or TV program, we have a strategy to increase the profile of a politician or election candidate using the same method. Similar things are done with giving policies airtime on the news or some other TV show.

My guess is that, if this scene is indeed broadcast, it won’t be too long before we see other TV programs featuring the likes of Su Tseng-chang (蘇貞昌) shaking hands with potential voters in night markets, or the cast of the show declaring their support for a particular candidate. Hau’s bit of product placement was nothing compared to what is to follow.

We will have to keep an eye on how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CEC) or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 interprets it, and what they decide to do about it.

I personally have always been against product placement in the press, regardless of the circumstances, because I see it a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viewers or readers, as a form of deception on an unsuspecting audience.

It does seem, however, that we are starting to se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trend here.

Since there has been a number of politicians making cameo appearances in TV shows recently, it occurred to me that this is a perfect opportunity to explain exactly why I think the public should object to product placement in the media.

If the government allows it in TV programs, does this mean political policies can be showcased in TV programs or the news? Is it OK to have politicians positioned — paying their way onto –— TV shows or news programs to promote their policies?

How about if we have candidates appearing on TV or making their own news reports during election campaigns? And if they didn’t actually mention the election per se, would there be any reason for the CEC to get involved? How about the NCC?

I’m not saying that we should automatically say no to all of these, I am just making the point that these issues are worth discussing. I mean, we see this happening in the US, where they have had candidates appearing on TV playing guitar while espousing their political ideas.

The question is, where does Taiwan draw the line? Is it possible to apply the US model wholesale to Taiwan, with the specific blue/green scenario and a media still unsure of its exact role? These are important ques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would do well to fix the roof while the sun shines.

Another thing that concerns me is that if we do allow product placement, and in the future electoral candidates,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policies populate our screens, what will that mean for the role of the mass media in a modern democratic society such as ours?

I find it difficult to envisage a day when politicians and electoral candidates in Taiwan can buy air time as and when they please to broadcast their political views. If that ever happens, it will be the end of TV shows as we know them: We’re going to be left with nothing but adverts.

Even more frightening, forgetting for a moment the consumer rights of TV viewers, this would mean that the mass media would become a tool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nipulate the general public.

And how will it pay for it? From taxpayers’ hard-earned money, of course. Is this what we call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Some might think the above is slightly alarmist. However, I would contend that if society as a whole, and in this I include the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involved, continues to ignore the damage that can be done by political product placement in the media, things could get worse quickly.

Now it’s politicians appearing in TV shows; next they will be using these marketing techniques in news programs. It is hard to overestimate the severity of the problem. It might sound alarmist now, but if nothing is done, it could well become a reality in future.

Chen Ping-hu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PAUL COOPER

From: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0/08/21/2003480919

政客用我們的錢洗我們的腦

2010-08-17T10:32:00.000-07:00

政客用我們的錢洗我們的腦（陳炳宏）
2010年08月17日蘋果日報

近日看到一則新聞，大意是台北市長郝龍斌「意外現身」在電視台的連續劇拍攝現場，劇本「剛好走到」談台北市正推動的都市更新，正在拍攝的演員「臨時起意」與郝龍斌進行問題對答，導演不放過這「難得機會」，而將整段過程錄了下來，至於「是否播出」將視拍攝效果而定。針對前述報導內容，如果真有人相信所有過程都是巧合，那這人不是笨蛋就是無知，而報導這則新聞的記者們大概也認為閱聽眾不是笨蛋就是白癡，所以才會選擇以如此方式去報導它吧！

其實政策置入媒體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前述選戰置入策略應該也不是郝陣營發明的，明眼人都了解，這就是活生生將年底選戰的候選人置入電視節目劇情中的選戰置入性行銷策略，只是通常置入新聞或節目的是商品，現在則是置入政治人物及候選人，如同政策也可置入新聞與節目一般。

如果前述劇情真會播出，那我想過不了多久，觀眾應該就可以在其他連續劇中看到蘇貞昌去逛夜市拉票，還可以讓演員集體一起喊凍蒜的劇情，而這場景應該比前述郝龍斌強行置入的劇情更生活化吧！果真如此，到時候就請全國民眾睜大眼睛看看，中央選舉委員會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NCC）如何解讀及處理這些節目劇情？

筆者在任何場合向來反對開放媒體置入性行銷，因為我總認為媒體置入性行銷就是趁其（閱聽眾）不意的欺騙行為，不過現在政策趨向逐步放寬電視節目置入性行銷。

媒體變成洗腦工具

但是近日連續劇可能出現選戰人物則正好再給我一個說明全民應該反對媒體置入性行銷的機會。也許退1萬步來說，主管機關可以逐步退讓到讓商品置入電視節目中，但如此一來，那政策可以置入節目與新聞嗎？政治人物可以置入（買）節目與新聞來談他所推動的政策嗎？選戰期間候選人可以現身電視節目或設計好的新聞報導中嗎？如果不談選舉政見，中選會管得著嗎？NCC管得著嗎？我強調這些議題值得討論，未必說該禁止，因為即便美國總統候選人也曾上電視節目彈吉他聊是非，但台灣的標準在哪裡？特別面對藍綠對決如此厲害的政治氛圍，以及角色功能如此錯亂的台灣媒體，台灣能直接將美國規範全盤移入嗎？主管機關對這些議題都不能不未雨綢繆啊！

另外我更擔心的是，如果商品可置入媒體，未來政治人物與政策，甚至候選人與政見都可置入節目與新聞，那大眾媒體在現代民主社會的角色跟功能會成什麼？我難想像，當有天台灣的政治人物都可隨時買電視節目時段談政策，候選人可買電視節目時段談政見，那電視裡面的節目應該全部都會消失了，只會剩下廣告了吧！而更可怕的是，先不談電視觀眾的消費者權益何在，這樣一來大眾媒體都將變成執政者對民眾洗腦的工具，而政府花得正是納稅人的血汗錢啊！那這會是什麼民主政治、什麼民主社會啊？

以上言論，或許大家認為是在危言聳聽，但如果社會大眾，包括政府主管機關繼續漠視政治置入媒體的負面影響，那現在只是置入節目，未來可能就是置入新聞，嚴重性更不言可喻，因此危言雖然聳聽，但各界漠視的結果，很可能就會成真的。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743115/IssueID/20100817

Independence must be respected

2010-08-13T02:31: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Taipei Times
Friday, Aug 13, 2010, Page 8

In recent weeks several incidents have raised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how we should view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in Taiwan. Examples include debate over the status and powers of the planned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an argument over decision-making at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 and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at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PTS) through a legislative amendment to the Public Television Act (公共電視法). These incidents unfortunately show that in many cases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are not accorded the respect they deserv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n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has focused on the independence of such an institution, including questions about its status, responsibilities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s. On the whole, the debate has stressed the need to respect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In contrast, there has been much less discussion about the changes at the NCC and PT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se institutions has recently been the focus of controversy, making them worthy of further att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Take, for example, the legislature’s decision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TS board directors by amending the Public Television Act. The PTS i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 and its independence should be respected. However, the only stated reason for the legislative amendment was to increase its diversity.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used its legislative majority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board, from 11 to 15 members, to 17 to 21. Unfortunately, the party’s legislative caucus did not feel the need to explain why.

Has the board really displayed such a lack of diversity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at the KMT ha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immediately on returning to power?

The KMT government has only triggered speculation that it made the move to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those directors appointed by the previou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government. This constitute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lack of respect for an independent institution.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at the NCC, with the legislature proposing amendments that may undermine the NCC’s independence. For example, legislators want to be able to fire commission members who don’t perform well. As a demons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unity,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Cabinet are considering working together to change the current collegiate system to an executive system, with the chairman appointed by the Cabinet.

Consider what would happen to the commission’s independence if the legislature were to approve these changes.

If everyone could understand and respect the importance of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then even if legislators felt they had to make such decisions, they would at least take other opinions into account by discussing the matter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reach a conclusion that would optimize the benefits rather than just pushing ahead with changes regardless of disagreement.

For example, it would not be that difficult to organize public hearings to hold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s on whether the commission should maintain its collegiate system or how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its members.

Officials do not know everything simply by virtue of being officials and they cannot execute the powers of their office as they please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elected or hold power. Behaving in that way merely reinforces the belief that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at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demand respect.

Of course, the legislature has the power to make decisions in the name of the public, but if legislators really understood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comes with being the highest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 in the land, they would not willfully amend laws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 of the consequences. Instead, they would listen to public opinion with humility,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to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Lawmakers should consult more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ecause if they do not it will not matter how many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we have or how well they are organized.

As long as our elected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remain so unruly and self-indulgent, anything they say will be untrustworthy. This is true whether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the NCC’s decision-making system or the PTS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is w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conflict over these institutions and it is something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think long and hard about.

The Ma administration must learn how to respect supposedly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or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inability to do so.

Chen Ping-hu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Eddy Chang and Perry Svensson

From: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0/08/13/2003480240

尊重獨立機構的獨立性

2010-08-09T20:46:00.000-07:00

尊重獨立機構的獨立性（陳炳宏）
2010年08月09日蘋果日報

近來有幾件大事都跟獨立機構有關，也跟各界該如何看待獨立機構的獨立性有密切關係。例如廉政署的職權及其設置位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決策體制是否該由合議制改成首長制，以及立院修《公共電視法》增加董事名額等事件，都是各界學習如何尊重獨立機構獨立性的好議題，但當前這些議題的發展概況顯示，迄今各界好像都沒有學到應學習的功課。

最近廉政署的設立與否，已引發各界關注其獨立性的問題，例如設置位階、業務職掌、行政權限等，成為各界該如何尊重獨立機關獨立性的重要示範。不過相對而言，各界對於稍早前有關NCC決策機制是否改為首長制，以及公視修法增補董事引發政治是否介入獨立機構等的討論卻少很多，但其實這兩個獨立機構已經引發的獨立性爭議，更值得各界關注與探究。

以去年立法院修改《公視法》增加公視董事名額的舉動為例，公視這個如此重要且獨立性應受到尊重的機構，立院卻僅僅只是提出個增加公視董監事多元代表性的理由，就隨意修法，以執政優勢讓公視運作超過十年的董監事名額從11-15名，增加到17-21名，卻不見立院執政黨團有意對社會各界解釋，過去十年來公視董監事的代表性，原來真的不夠多元到需要在政權轉移後，應該立即增加其多元性及其名額？老實說這理由不僅有夠爛，且爛到以致被懷疑執政者只是想讓新任董事名額超過舊董事，以稀釋前朝提名董事的決策影響力而已，這已成為不尊重獨立機構的最壞示範。

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NCC的獨立體制議題上。第二屆NCC委員會的表現與互動狀況已多次引發立院及政院的關注，立院甚至已有提案想改變NCC體制的獨立性，例如立委提案要求如果NCC委員表現不佳，立委即可以透過提案的方式讓他下台走路；還有為展現行政一體，立院及政院也想聯手將NCC現有的合議制改為首長制，並且由行政院長提名NCC主委。

未商議即任行職權

試想如果立院真通過NCC前述的諸多改變，那NCC將成為哪門子的獨立機關呢？平心而論，如果各界能夠體認獨立機關的重要性而加以尊重，那即便立委非得作前述決策不可，也應該是在集思廣益，與多方民間團體代表商議下的結果，而不應是像現在的悶著頭蠻幹。例如立院應先召開公聽會讓各界充分討論NCC應該是委員制或首長制？委員的表現該如何被評量？而不是官大學問大，以為代表民意或掌握權力就可隨己意任行職權，其實這些舉動都只是在凸顯不知尊重獨立機構獨立性的無知與枉行而已。

當然立法院有權代表民意作任何決策，但如果立院真能體認肩負最高民意機構的重責，那就更不應該恣意修法，而是更謙虛的去貼近民意，特別是在尊重獨立機構的這件事上，能多與社會團體諮詢與協商，以展現真正民意的代表性，否則再多的獨立機關，再完美的獨立機構的設計，只要有如此粗暴的民意機關存在，一切都會變成空談。廉政署的設置是如此，NCC的決策體制是如此，公視的董事會爭議也是如此，這才是前述機構相關爭議的主要癥結，掌權者不得不慎思，並趕緊開始學習如何尊重獨立機構的獨立性。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724025/IssueID/20100809

黨不經營媒體政軍就可嗎

2010-08-02T23:12:00.000-07:00

黨不經營媒體政軍就可嗎（陳炳宏）
2010年08月02日蘋果日報

乍聽到行政院院長吳敦義不同意政黨可以投資媒體，令人有點詫異！主要原因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NCC）在修《廣電法》黨政軍產權條款過程中，贊同聲音此起彼落，但幾乎聽不到反對聲音，當時筆者只好寫篇「黨政軍三退，交通部閉嘴」的投書，想留下些我不同意的歷史紀錄，沒想到最近竟然連行政院也反對，讓我有點喜出望外，但收拾心情後再細究行政院的說法，還是覺得有點似是而非，因為政黨不應該投資介入媒體，難道政府及軍人就應該可以嗎？

大眾媒體之所以存在於民主社會的主要角色，就是在於其監督執政者的第四權職責，如果政府可以投資媒體，那未來媒體將如何監督執政者？那媒體不就只是執政者的傳聲筒，那國家如何可稱為民主國家？而當媒體只是執政者的傳聲筒，那跟極權及共產國家的媒體有何兩樣？這是互為矛盾的思維，不是嗎？因此除非台灣領導人有意把台灣變成集權統治的國家，不然政府有任何理由應該去投資媒體嗎？如果現在連政府的置入性行銷都遭到如此大的反對聲浪，大眾又如何能放心讓政府有權去投資媒體呢？

至於軍方若要投資媒體更是離譜，軍人以服從為天職，經營媒體所為何來？為宣傳軍政？為統戰敵人？不管為何事，軍人都應該是服從三軍統帥，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這樣軍方需要媒體做什麼？嚴格說，軍隊也是國家的一部分，當年會有黨政軍三退的口號，是因為當時國防部是投資中華電視台的主要股東，因而當各界推動不當勢力退出廣電媒體的運動時，必須考量此一事實，因此才有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的口號，其實即是在反映政府不應經營廣電媒體的主軸思維。

職是之故，在繼行政院長吳敦義主張政黨不應介入媒體經營後，筆者還是強調，執政者千萬不要為德不卒，要退就三退，缺一不可。

開放個案形式申請

如果硬是退一萬步，幫主管媒體產權的NCC作務實管理的考量，筆者過去曾提出一個不得已的妥協建議，就是即便有可能開放政府資金得以投資媒體，那可以考量以個案申請的方式來進行。也就是說，我的理想規範是，NCC應原則禁止政府資金投資媒體，但是可在以下條件下得以同意，那就是規定所有要購買媒體股權的政府資金都須以個案的形式先向NCC申請，然後由NCC邀集相關業、公民團體、學者專家進行多次三方會審與公聽，如果結論是同意投資，此時NCC才得以開放該筆政府投資媒體案。

筆者這樣的主張是基於以下三個基本理由。一是在民主社會中，政府資金投資媒體是何等應嚴肅看待的事，因此應該以公開透明方式進行之，不得偷偷摸摸；二是媒體主管機關要同意政府資金投資媒體的過程應該被公開監督，以免讓執政者有機會透過其執政權力對媒體上下其手；三是公民團體理應有參與政府投資媒體這類國家重大決策的權利，因此NCC有義務提供公民表達相關意見的管道。

其實再次提出相關建議後，還是會覺得自己在狗吠火車，但基於為此項政策留下反對意見的紀錄，不得不再野人獻曝一次，希望可以博得決策者些許同情的眼神，再審慎思考筆者前述的建議。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 /art_id/32706827/IssueID/20100802

媒體真的會殺人

2010-05-31T07:00:00.000-07:00

（蘋果日報標題：真怕下次上課看不到她）

陳炳宏

2010年05月31日蘋果日報

常有精神科醫生或心理衛生專家強調，有些人會因為媒體過多的自殺新聞報導，而引發或增強其自殺動機，因此呼籲媒體應減少自殺新聞，以避免製造媒體殺人事件。面對這類說法，我過去從未認真思考過，這事若發生在我身旁，我會如何面對？但最近媒體的自殺新聞報導，對我而言，卻真的可能變成活生生的媒體殺人舉動。因此，當近日媒體大篇幅幫富士康在數這是第幾跳時，每次數字往上走，我的心就往下沉。

最近有位患重度憂鬱症的學生與我分享，自殺新聞常讓她在夜深人靜時，產生自殘的舉動，甚至自殺的念頭，害得她家人選擇電視新聞時都很小心，甚至對她夜裡的一舉一動都很注意。她認為自殘或自殺舉動都不是她自主意志可以控制的，但她問我，是不是有辦法可以控制或改變嗜血成性的媒體？這真是大哉問，因為身為教新聞傳播的老師，最無力的情況就是當周遭的人批評媒體，或因媒體內容而困擾時，我不僅無力去為媒體的惡行作任何辯駁，更無能為力去幫助這些媒體受害者，有時真後悔自己為何因教新聞傳播而成為過街老鼠？

擔心媒體便宜行事

對我來說，在此之前，媒體會殺人可能只是新聞一則，但現在，媒體殺人卻可能活生生發生在我周遭。我想強調的是，我不是說媒體都不應報導任何自殺新聞，也不是說富士康的連幾跳都不能說。但重點是，理論上只要有新聞性，媒體什麼都可以報，但是不是也應該在衡量媒體的角色職責與影響力的前提下，去找到報與不報的平衡點？或者說，該如何報？而不是通通報，且鉅細靡遺的報！

說到該如何報，我想觀眾最常看到媒體處理自殺新聞的方式就是，在報相關新聞時，同時在畫面旁邊打上自殺專線電話╳╳╳，或請珍惜還是真有專業建議告知，這樣做可以減少媒體新聞的負面影響？我擔心這只是媒體便宜行事的習慣而已。這就如同，每當我看綜藝節目出現危險動作的表演時，總不忘在螢幕打上「危險動作，請勿模仿」，以示責任。但此時其實我心裡真正想跟媒體說的是「危險動作，請勿播出」！因為我實在不知道媒體的「危險動作，請勿模仿」是在說給誰聽？我想，即便沒有打此字幕，大人也不會模仿，但有此字幕，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朋友就不會模仿嗎？

我不是精神科醫生，我無力解決我學生罹患憂鬱症的問題，但偏偏我是新聞傳播的教書匠，她為媒體所困擾尋求幫助，這讓我感到非常無力啊！因此最近我腦袋常在想，如果媒體可以不顧社會責任，那為什麼要給媒體那麼大的新聞自由？我了解，這似乎不是新聞傳播人應有的態度，但現在我更急著想知道的是，誰可以救救我的學生？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551617/IssueID/20100531

NCC與壹電視的三贏策略

2010-04-13T00:25:00.000-07:00

NCC與壹電視的三贏策略（陳炳宏）
2010年04月13日蘋果日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再度駁回壹傳媒集團壹電視四個頻道的申請，其中新聞台仍是發照的主要障礙。這樣的結果或許是因為台灣社會對擁有《蘋果日報》的壹傳媒要辦壹電視充滿疑慮，使執照審議委員據此來評斷壹電視可能成為《蘋果日報》的共犯，感覺好像也無可厚非，但壹傳媒應該會覺得很無可奈何吧！

平心而論，要NCC、審議委員，以及台灣社會相信壹電視新聞台不會偏重羶色腥議題，不會有過去動新聞的驚悚畫面，壹傳媒應該要付出更多的心力去除社會各界的疑慮才是！

針對這些疑慮，筆者建議壹傳媒應先說服社會大眾，台灣為何需要再多一家電視新聞台？它跟現在諸多電視新聞台會有何不同？多這家新聞台對台灣電視新聞生態會有何正面助益？多這家新聞台能提供台灣民眾哪些正面的服務功能？多這家新聞台對台灣整體社會有何積極的影響？簡言之，如果壹傳媒能說服大家，壹電視新聞頻道的出現對整體社會有其正面助益，或者至少不會出現大家疑慮的負面影響，那應該可以減少些反對的阻力。

提承諾消弭疑慮

其次，在審議過程，壹傳媒也應說服NCC及審議委員，壹電視新聞台會成為一個堅持專業的新聞頻道，而不會步上《蘋果日報》屢出現遭爭議內容的後塵。例如，壹電視應該主動提出某些承諾，好讓審議委員安心並對NCC的審查託付能有所交代，或至少讓他們即使投票同意發照給壹電視，也不會成為過街老鼠啊！而其間最理想的情況是，壹電視應自行提出專業製播等承諾，而不是等審議委員來要求。壹傳媒應該有此智慧去避免此紛爭。

簡單說，讓壹電視成為專業新聞台的承諾應包括：一、建立常設公評人制度：讓專業監督者常態檢討日常新聞產製；二、建立新聞製審分離制度：於新聞產製流程分別設置主編與審播，讓製播與審檢分軌進行，避免以時間壓力為藉口，造成新聞未經嚴謹審查而倉卒播出的錯誤或傷害；三、制訂並簽署新聞製播準則公約：尊重新聞工作者及產製程序的專業性，將新聞產製專業化；四、成立新聞倫理委員會或新聞專業監督委員會：引進外部專家學者定時針對新聞產製與經營管理提供專業建言，建立外部監督機制正常化；五、提供公評人固定的節目時段或製播新聞自評節目：透過自製新聞監督節目，公開自我檢討與改進的承諾；六、拒絕任何形式的置入性行銷：改變新聞台向經濟力屈服的惡習，建立新聞台應有的專業形象，重新贏回觀眾對新聞的信心；七、避免利用動畫於性侵、自殺及家暴等類新聞，以免造成社會新聞事件受害者之二度傷害，並限縮動畫新聞設計僅用於呈現與科學、醫學、天文等傳播科學新知之相關新聞內容上。

提出前述的建議並非假定壹電視新聞台未來一定會為非作歹，應該算是對專業新聞頻道的期許。此外筆者也不甚認同目前各界好像認定，壹電視新聞台應該承擔並改進所有新聞頻道所犯的過錯，才可以發照給它的決策思考模式，因而期待能有個解方。因為即便現在所有新聞台經營者都應該下地獄，但那好像也不是壹電視的錯，也不宜據此斷定壹電視會成為共犯結構的一員。因此筆者願冒著被誤會是在替壹電視說項的危險，期盼壹傳媒能審慎考量前述建議，或可免除審議委員的諸多疑慮，並讓台灣民眾、NCC及審議委員對壹電視有正面的思維，好讓審議結果能達到台灣社會、NCC、以及壹傳媒三贏的境界。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431617/IssueID/20100413

Must-carry clause would guarantee free TV

2010-04-08T03:01: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Taipei Times
Thursday, Apr 08, 2010, Page 8

A number of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legislators, Chen Ken-te (陳根德) among them, recently proposed an amendment to th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Act (廣播電視法) that stipulates broadcasting platforms “for public viewing”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air programs produced by the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PTS) and other privately run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free of charge. However, the proposal was opposed by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 and several terrestrial TV station operators.

It’s not every day that you see legislators in Taiwan trying to establish law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rather than to benefit their own party, big business or themselves. I was actually quite moved when I heard that they were fighting for the TV viewing rights of the public.

What a pity, then, that this proposal for a “must-carry” clause received so little support. My disappointment is only tempered by the hope that legislators will continue to push for similar must-carry clauses in future.

There are probably a lot of readers who don’t really know what is meant by “must-carry” legislation. It is perhaps easier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if we turn it on its head and ask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 government were to exempt cable networks from having to air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If this happened, then households that watch TV via a cable network would no longer have access to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such as Taiwan TV (TTV), China TV (CTV), Chinese Television System (CTS), Formosa TV (FTV) and PTS, as they currently do.

Terrestrial TV must-carry regulations stipulate that cable TV operators are required by law to air all the programs of at least the five currently active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for customers who access TV through a cable TV network.

The significance, then, of having a must-carry clause like this is that it guarantees everyone with a television set in Taiwan receives, free of charge, the five current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The must-carry claus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many reasons, and suspicions that legislators are in fact looking out for Chunghwa Telecom’s MOD, is no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o this argument. What is relevant is the use of terrestrial TV frequencies. These are public property and the government is supposed to administer them in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past, the five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were allowed to use these frequencies to air programs for the public, at considerable benefit to the station operators. It was therefore only natural that these broadcasts were free of charge.

There is now a fear that commercially run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broadcasting their programs over the publicly owned airwaves may charge viewers.

This would be like allowing a friend to use a plot of land you own to grow vegetables, only for him to turn around and charge you for them. If it comes to this, we need to ask whether the government is managing the terrestrial TV frequencies on our behalf or if they are in bed with the TV station operators.

Some say that after the roll-out of digital TV we will have more frequencies than we know what to do with, and viewers are unlikely to miss a few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But these terrestrial channels belong to the public, so by what logic are we to be charged for access to them?

If the number of terrestrial channels goes up from five to 15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a digital service and these are all included in a must-carry clause, private cable TV operators may well complain, with some justification, that they are being forced to allocate far too much of their channel space to the terrestrial channels.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sure that the three current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namely TTV, CTV and FTV (which will be the main channels after we go digital) must be included in a must-carry clause, in addition to all of the channels provided by the PTS Group.

The public must not be refused access to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because to do so would be to force taxpayers to pay for frequencies that they already own after the advent of digitization. Otherwise, we could just let the government run the terrestrial TV frequencies and the satellite stations operate their own frequencies.

Legislators must continue submitting their must-carry proposals, as should everyone who wants to continue viewing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free of charge.

Chen Ping-hung is a professor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s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TRANSLATED BY PAUL COOPER

FROM: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0/04/08/2003470036

無線電視必載政府責無旁貸

2010-04-03T00:44:00.001-07:00

無線電視必載政府責無旁貸（陳炳宏）
2010年04月03日蘋果日報

立法院在審查立委陳根德等人提出的廣電法第七條之一修正案，即增訂公共電視、民營無線電視台，應提供「公眾收視」的傳播平台免費播出等權利的條文時，遭到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部分無線電視業者的反對，結果竟然是擇期再議。

老實說，在台灣真的很難得看到立院諸公認真在為人民的權益而立法，不是為政黨，就是為財團，再不然就是為自己，此次立委能主動替全民爭取無線電視收視權，實在令人感動。但很可惜的是，當立院諸公為人民權益而主張增訂無線電視必載條款時，卻遭受到阻擾，真令人氣餒，不過還是希望立委們能繼續堅持，以全民為後盾，勇敢爭取無線電視必載。

可能有許多電視觀眾不曉得甚麼叫無線電視必載。或許反過來說容易了解些，那就是如果將來立法院通過無線電視不必載，那表示每位透過有線電視系統收看電視的觀眾家裡，就未必會有現在的台視、中視、華視、民視與公視等無線電視可看。

不能剝奪收看權利

也就是說，無線電視必載是指透過有線電視系統收看電視的民眾，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依規定必須要載送至少目前五家無線電視台給所有的有線電視訂戶收看。因此，確立無線電視必載條款的意義即在保障，未來每位國人家中的電視一定會有現在所有的五家無線電視台可免費收看。

無線電視必載條款為何這麼重要，原因有許多，雖然有人在猜立委是在為中華電信MOD護航，但這不是我關心的重點。我最在意的是，無線電視頻率是全民所有，政府只是受全民託付去管理這些無線電視頻率而已，過去政府把無線電視頻率指配給五家無線電視台，讓他們利用此全民資產去製播節目供人民收視且亦獲致相當的利潤，因此免費收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未來這卻可能變成買賣行為，即利用全民的無線電頻率以製播節目的商營無線電視台，未來卻會反過頭來要全民付費才給收看，這樣合理嗎？做個比喻，這有點像是有人把土地借給朋友種菜，到時候朋友卻反而要他付錢買在他土地種的菜來吃，大家評評理，這樣像話嗎？萬一落得如此，政府有盡到受全民託付管理無線電視頻率的職責嗎？還是故意要圖利電視業者啊？

雖然有人說電視數位化後頻道有很多，觀眾不差這幾個無線電視台。這種說法有點本末倒置，無線電頻率本來就是全民共有，民眾為何不能免費收看，還要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及無線電視業者的臉色及協議。

如果說無線電視數位化後，無線台將從五台變成十五台，如果要全部必載，對屬於民營企業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來說，佔掉太多頻道空間，有強迫徵收他們所建置的有線系統頻道空間之嫌，這是有點道理。但我的看法是，至少應該明定，除公共電視集團所有頻道應該必載外，目前台、中、民視等三家民營無線電視台（數位化後的主頻）也都應該必載，不能剝奪全民收看現有無線電視台的權利，因為哪有電視數位化後，屬於全民資產的無線電視卻反而要民眾付錢才能收視？不然就請把無線電頻率還給政府，自己去經營衛星電視。

請提案立委繼續加油，也請想繼續免費收看無線電視的觀眾給這些立委掌聲，共同爭取無線電視必載權！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408604/IssueID/20100403

Media investment cap should stay

2010-04-02T04:21: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Taipei Times
Friday, Apr 02, 2010, Page 8

Bonnie Peng (彭芸), chairperson of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addressed the legislature’s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a few days ago, stressing that the NCC's stance on indirect investment in media outlets by political parti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was unchanged: She said the commission had no intention of backtracking on its policy to allow indirect investments in media outlets by these groups of up to 10 percent. Even as she was saying this, however, a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MOTC, 交通部) official was telling reporters the ministry was thinking of allowing the three groups to directly invest in as much as 50 percent of media outlets, or even lifting the restriction altogether.

A reporter quoted the MOTC official as saying, “To my understanding, restrictions on such investment don't exist in broadcasting regulations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I would strongly suggest a wholesale lifting of the ban.”

This is quite a bizarre thing for an MOTC official to say, bizarre and not a little infuriating, and I certainly hope the reporter in question was mistaken, and had misquoted the official. If this is not the case, my reaction might go along the lines of “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please keep your mouth shut!” I would also ask Premier Wu Den-yih (吳敦義) to rein in these know-it-all officials and keep them from spouting nonsense about things they haven't the first clue about.

I mean, let's look at what the official said. Their argument goes that, since there are no specific regulations restricting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the media in other countries, we should just throw out all the relevant clauses in our legislation in this country. What kind of retarded logic is that? Does this official have any idea what democracy means?

Permit me, if you will, to make an analogy, at the risk of seeming a mite facetious. What if we always did thing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re were explicit examples to be found abroad? Following this logic, I ask you, which country specifically requires children to look after their parents? There aren't any. So, does that mean it's all right for kids to go around disobeying their parents? The reason there are no explicit rules saying you have to do as you're told is that respect for one's parents is a universal value which does need to be explicitly stipulated in so many laws or regulations. In the same way, there is no place in democratic politics for individual parties or the military to force their point of view on the media: This is a fundamental value.

The broadcast media constitutes the fourth estate, which plays a supervisory role over the other branches of government in this country, namely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and the judiciary. What would be the sense in having any one of the three branches investing in the very entity that is meant to be keeping them in check? How would the fourth estate be able to fulfill its role of monitoring the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The MOTC official who made these comments is betraying a serious deficiency in his or her capacity for logical thought. I also tend to think they should pick up a copy of Democratic Politics for Dummies.

Generally speaking, I'm not personally enamored with the NCC's current approach of allowing indirect investment. I haven't actually made my objections public because of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but my silence on this issue has been a grudging one. I would rather the NCC completely ban investment in the media by these parties out of principle, although I could accept it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Firstly, any potential investors from these three groups should apply to the NCC if they intend to purchase any stocks in media outlets. The NCC would then convene a number of tripartite meetings and public hearings with the parties concerned, civic groups and academics. Should the investment be approved, the NCC would then be able to set the process in motion.

I say this for three basic reasons. For a start, having political or military influence over the media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s not something to be taken lightly, and so it's important to hav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 form of public monitoring of how administrative bodies approve such investment, to make sure the government has no way of using its influence to manipulate the media. Finally, civic groups ought to have some say in the major national decisions such as this, and so the NCC has the duty to provide them with a voice in these matters.

I find it difficult to express just how astonished I was to read the abovementioned quote by the MOTC official and, like I said, I truly hope it is simply a case of misreporting in the media. I also hope the official will stand up and clarify the error in the reporting, or at least accept that he or she overstepped the mark, and undertake to avoid shooting off their mouth about this issue ever again.

Chen Ping-hu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TRANSLATED BY PAUL COOPER

黨政軍三退交通部閉嘴

2010-03-28T03:09:00.000-07:00

黨政軍三退交通部閉嘴（陳炳宏）

2010年03月26日蘋果日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委彭芸日前出席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時強調，NCC（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目前對黨政軍投資媒體的立場就是間接開放持股10％，「沒有退讓跡象」。但同時交通部官員卻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主張應該「至少開放百分之五十，甚至全面開放」。

根據媒體引述交通部官員談話指出，「世界各國廣電法規未聽說有限制政府不能參與媒體經營的規定，因此將全力表達全面解禁的想法」。看到媒體報導交通部官員這種駭人聽聞的言論，真令人氣結，真希望這是記者誤寫誤報，不然我很想告訴交通部「外行人請閉嘴」！也想請行政院長吳敦義管制一下官員這類自以為官大學問大的無知發言行徑。說「世界各國廣電法規未聽說有限制政府不能參與媒體經營的規定，因此台灣相關條款就應該解禁」的話，顯示官員腦袋沒有邏輯概念，亦缺乏民主素養。

投資過程應受監督

我想不客氣的作個比喻，如果許多事只是因為全世界沒有明文規範，那就可以從事的話，那根據這樣的思維邏輯，我想請教，全世界應該也沒有哪個國家有明文規定做兒女的要孝順父母吧，那就等於表示我們都可以隨便忤逆父母嗎？沒有明文規定兒女要孝順父母，是因為孝順或尊敬父母是普世的倫常價值，根本不必用法律來規範。因此同理我想說的是，禁止黨政軍等不當勢力經營媒體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價值，因為作為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第四權的傳播媒體，哪能由三權來投資經營呢？那被三權所控制的媒體哪還能再發揮第四權監督三權的功能？交通部官員說這些話，不僅是顯示邏輯思考有障礙，恐怕還該被送去重修民主政治ABC的課程！

老實說，筆者個人也不是很同意NCC目前開放間接持股的作法，未曾公開表示反對只是因應產業實務困境而不得已採取無奈沉默的態度。我的理想規範是，NCC應原則禁止黨政軍投資媒體，但是可以在以下條件下同意，那就是所有黨政軍要買賣媒體股權須先向NCC申請，然後由NCC邀集相關業者、公民團體、學者專家進行多次的三方會審與公聽，如果結論是同意投資，此時NCC才得以開放該筆投資案。

筆者這樣的主張是基於以下三個基本理由。一是黨政軍投資媒體在民主社會是何等應嚴肅看待的事，因此應該公開透明進行，不得偷偷摸摸；二是行政機關要同意黨政軍投資媒體的過程應該被公開監督，以免讓執政者透過其執政權力有機會對媒體上下其手；三是公民團體理應有參與黨政軍投資媒體這項國家重大決策的權利，因此NCC有義務提供公民表達相關意見的管道。我無法形容看到媒體報導交通部官員前述談話時受驚嚇的程度，我真心希望是媒體亂報，更期盼交通部官員出面指證媒體報導錯誤，不然就請官員拿出道德勇氣承認見識不足撈過界，並保證再也不會針對此事胡說八道。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388706/IssueID/20100326

如此修法四方全輸

2009-10-16T11:28:00.000-07:00

如此修法四方全輸（陳炳宏）

2009年10月15日蘋果日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NCC）擬修改《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7條「（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應同時轉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電臺之節目及廣告，不得變更其形式、內容及頻道，並應列為基本頻道」的「無線台必載」條款（但公共電視集團的公視與華視除外）；也就是說，不久的未來即使民眾家裡訂有有線電視服務，也未必看得到現在的台視、中視及民視。筆者期期以為不可，建議NCC收回成命，否則將造成政府、消費者、有線電視業者、無線電視業者四輸的局面！

如果政府真決定刪除必載條款，勢必對不起將無線電頻率這項全民資產託付給政府代管的全國民眾。因為無線電波屬全體國民所有，過去人民委託政府將無線電頻率指配給台視等三家商營電視台使用，但因為這項無線資產屬於全體國人，因此政府為保障公眾視聽權益，增進公共利益與福祉，特訂定《廣播電視法》以作為規範無線電視台營運符合公共利益的法律依據。

無線電頻率屬全民

因此準此邏輯，如果政府將人民託付給它的公共資產交給無線電視台業者，但民眾卻無法或無權收視，且也不見無線電視台將營利所得回饋給全國人民，那國人是不是可以提起國賠訴訟，甚至告電視主管機關圖利無線電視業者呢？筆者要強調的是，如果全體國人無法免費收視無線電視將是執政者的嚴重失職。

其次，無線電視台業者口口聲聲說此舉是回歸市場機制，這種說法真是欺世盜名啊！如果真的要回歸市場機制，筆者建議三家商營無線台應該主動將無線電頻率歸還給政府（政府還可以拿來拍賣賺取更多的頻率執政費，例如2002年五個3G頻率的拍賣所得是488.99億元），真的要回歸市場機制，就不應該躲在幾乎算是無價取得的無線電頻率的保護下，自行花錢去訂購衛星頻率，如同其他像TVBS、中天等衛星電視台一樣，這才是真正的公平競爭，尊重市場機制吧！

雖然有人引用美國亦修訂必載條款，來強調政府亦應刪除此項規定，但這種說法似是而非。美國有線電視系統基本頻道平均大約只有40-50個，但各城市地區性無線電視頻道（包括全國網加盟台、獨立電視台、公共電視台，甚至低功率電視台等）則約有10個，因此如果硬性規定有線電視系統要必載所有無線台，那就佔掉它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頻道，比率是有點高。但反觀台灣，平均每個系統約有100個頻道，但商業無線台才三個，為何要不必載？為何要學美國？未來必載無線台的問題出在數位頻道而不是現在的無線主頻，NCC此舉只會提前引發爭議，實無助於未來解決無線數位台是否必載的大問題。

最後，現在國人已看慣無線五台，雖然其整體收視率越來越低，但不要忘了，無線台在周間的晚間新聞及連續劇時段，以及周末的晚間黃金時段，都仍是民眾的重點收視時段，不能只是簡單說回歸商業機制就可以剝奪其收視的權益，更何況無線電頻率屬於全體國人啊！

因此建議NCC應三思，即便真要尊重市場機制，還是要優先考量民眾權益（更何況無線台必載問題不只是收視權益問題）。

不應犧牲民眾權益

即使退一萬步想，政府也不應主動提出刪除必載條款，或者可以考慮放手讓無線台自行決定是否必載，即如果有無線台選擇要必載，那有線系統必須接受不得拒絕，但如果有無線台選擇不願被必載，那就讓它自己去面對民眾的譴責壓力，以及廣告流失的困境，但不管怎麼說，也輪不到政府主動跳出來犧牲民眾權益啊！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016971/IssueID/20091015

找回電視的教育功能－流感若爆發徵用有線電視教學

2009-09-05T07:38:00.000-07:00

找回電視的教育功能－流感若爆發徵用有線電視教學（陳炳宏）
2009年09月05日蘋果日報

最近因氣候天災的意外及流感疫情的紛擾，媒體再度發揮其瞎攪和唯恐天下不亂的惡劣習性，令人感嘆。但這幾天倒是有件事的發展，令國人有機會重新省思大眾媒體，特別是電視媒體的正確角色與功能，那就是如果流感疫情持續擴大，政府將利用電視媒體去取代學校教室的教育功能。

報載教育部開會決定，如新流感造成全國大流行，或二至三縣市的區域性流行，將徵用公廣集團如公視、華視、原住民、客家台頻道，播送國中小課程教學影帶。雖然教育部此舉可顯現電視媒體的教育功能，以及電視作為大眾媒體的積極角色，亦可協助國人重新去思考電視媒體的正面意義，頗值得肯定，但嚴謹點來思考，教育部該項措施卻也凸顯出其對目前電視服務市場現況的不夠了解，導致若等流感造成區域性流行後再徵收公共媒體時段才推動電視教育業務，恐將會緩不濟急啊。亦即如果教育部要等到流感擴大到區域性蔓延，即等到二至三縣市區域流行時，才用電視教育來補破網，恐怕不僅無助於疫情的有效防範，也無助於學童的積極學習。

根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5條第2款規定，各有線電視系統應免費提供專用頻道供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當地民眾播送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據此，目前全國各有線電視系統都規劃有第三頻道作為公用頻道，提供政府機關、非營利組織，甚至個人播出其所提供的節目內容，以先來後到的方式，接受各界提供的各種節目內容，以落實媒體公共近用的精神。

因此以目前台灣電視服務市場而言，利用電視作為流感流行時替代的教育機制其實是可以馬上推動與執行的，小至一間小學，甚至一個班級的停課，大至全國性的大規模停課，只要教育單位將教材郵寄或電傳給全國各地的60餘個有線電視系統（如果加上有線播送系統，應該有65個右），全國立即會有85％以上的民眾可以在家裡的客廳電視上，看到相關教材的講授，不僅可以以縣市甚至以鄉鎮作教學單位，根據自訂的教學進度，作差異化教學，也不用再耗時間等中央政府去徵收公廣集團相關頻道後，才能將受教權還給學童，恐怕那只是化簡為繁，或本末倒置，將導致尋求替代教育機制的美意大打折扣啊。

總結而言，個人建議是，各縣市政府教育機關應趕緊在開學前後，積極召集各級學校（以中小學為主）相關人員，共同研商主要講授科目的共同進度，然後只要有學校停課，則立即聯繫該校所在區域的有線電視系統，提供第三頻道播出相關課程的進度內容，以收教學連貫之效，以免妨害學子的受教權，此時當然可同步規劃將公廣集團頻道納入，以作為備用機制，這才是立即解決學校教育問題之道，否則要多數學童等到全部電視教育機制規劃底定，或等到二到三縣市區域流行後，才能使用替代電視教育機制，將會緩不濟急，因此請教育單位慎重考慮利用普及率高的有線電視系統公用頻道，作為緊急取代教室教學功能的機制！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1917699/IssueID/20090905

旺旺集團入主中時疑慮還很多

2009-08-06T14:20:00.000-07:00

發稿日：2009/8/5 18:08
發稿人：文／陳炳宏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在5月8號針對旺旺集團入主中時可能引發的問題召開聽證會後，以不到3週的時間，用附加條件的方式通過「中視、中天負責人、董監事變更」申請案，這附加條件包括董監事選任與兼任、跨頻道相同部門整併、倫理委員會設置、獨立節目編審等規範共有7項。總體來說，在無明確法律規範下，NCC勇於任事提出其應改進事項，作法還是值得肯定，但須深入探究的問題是，除了前述附帶決議外，旺旺併中時案還有許多值得關注的核心議題，如果NCC不察且社會各界不深究，這附帶決議還是解決不了未來將層出不窮的媒體併購案所引發的負面影響，這不僅將影響台灣媒體專業自主與社會民主多元，甚至將「動搖國本」。

企業經營衝擊媒體自主

首先是企業集團介入媒體經營引發的專業自主問題。關心媒體產權集中趨勢的美國學者貝迪金（Ben Bagdikian）發現，強調紀律、服從、效率等經營理念的企業集團一旦介入媒體經營，對媒體強調的自主、自由、專業等理念已產生極大的衝擊與挑戰，因此如何防範企業集團介入媒體經營對媒體專業的負面影響，應該是當前思考旺旺入主中時的優先課題。

筆者近日拜讀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瞿海源在《新新聞週刊》發表「前人提筆為時代vs. 後人屈身委財團－有感於旺旺跨媒體經營的問題」的大作，特別強烈感受到貝迪金的憂慮會發生在台灣。從這次NCC決策被媒體從新聞到評論，鋪天蓋地的猛批，多數媒體完全將平衡報導置之腦後。在這事件上，許多媒體從主管到記者毫不在意媒體應遵循的專業意理。對於此點，曾是中時報系一員的筆者，真慶幸是在余紀忠掌權的年代任職，不必為財團折腰，而現在忝為新聞傳播學界教書匠的我，很想問問現職新聞工作者，這是學校老師教你們的嗎？還是想跟我說－你們是被長官及老闆逼的呢？有人敢大聲說出真心話嗎？

因此NCC應該要求旺旺集團所有媒體的高階經營主管，特別是節目及新聞部門主管，都應具備媒體專業背景，並切實遵行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且經理人不得跨媒體互相兼任。
　
台商入主媒體再思考

其次，國人視旺旺集團買中時不同於其他在地集團入主媒體的最大因素在於，旺旺是企業營運受制於中國政府的大陸台商，雖然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台商經營媒體會有何負面影響，但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分析發現，三中媒體目前的中國新聞不但大量增加，而且確實明顯傾向報導「祖國繁榮」，恐已喪失了新聞專業要求的客觀、平衡，以及監督權力等基本原則。換句話說，張教授認為，此併購案突顯「媒體所有權集中造成的言論偏向的問題」，以及「中共集權控制媒體的黑手可能間接伸向台灣的問題」。

因此旺旺應該提出讓國人去除疑慮的具體保證，媒改團體也應監督旺旺媒體對中國大陸的報導是否公正客觀。至於如何防範中國操控與影響中資及台商媒體的營運與內容，還需要全體國人集思廣益，共同謀求解決辦法。
　
媒體產權集中傷言論多元

再來就媒體產權集中對言論市場多元化的影響問題。言論多元化是民主國家發展的基石，沒有多元自由的言論市場則無法創造出民主開放的社會體系，但研究顯示，媒體產權集中妨害言論市場多元發展。例如，本人的國科會研究發現，中國時報併購中天電視（2002年6月1日）前後一年間，中國時報影視版出現有關中天的新聞總則數與新聞平均面積都增加超過1倍，標題大小亦增加1.5倍以上，另外照片總張數則大幅增加為5倍多，照片面積亦增大超過3倍。以此研究發現來看，中天相關報導在中時版面的增加，代表著其他影視相關報導獲得中時青睞的比例則相對減少，中時內容多元明顯減少，問題是，若中天不屬於中時，會有這麼多報導嗎？其他影視內容獲報導的機率是不是會增加許多？這就是媒體產權集中導致內容多元消逝的證據。
　
因此為保障言論市場多元化，NCC應該要求旺旺集團各媒體的言論與新聞部門都應獨立存在，不得有新聞部合併或各媒體共用言論部門等情事（例如中視新聞部與中天新聞部各自獨立運作，不得合併及裁員）。
　
高重播率排擠新節目空間

最後則是媒體產權集中對國內媒體產業影響。企業集團不斷引進企業綜效思維結果，就是每週五的「超級星光大道」會在一個週末首播加重播共8次。如果中視、中天等4頻道不是同集團所有，這節目會播那麼多次嗎？如果可以不重播，那重播時段是否就可求呢？這涉及兩個很重要的議題，一是在地影視業者的播出平台是否被壟斷，以致無法出現更多新製或不同類型的節目，甚至不斷重播同一節目導致產製新節目的空間更被緊縮；二是不喜歡看「超級星光大道」的觀眾則因此被迫不能有更多元節目的選擇，這些都是媒體產權集中的結果，如果將來旺旺集團再去併購影視節目公司，那這問題鐵定更嚴重。

因此NCC應規定集團各頻道節目重播應依電視台現行慣例，當週重播（不管跨不跨頻道）至多以兩次為限，或者直接規範集團頻道每年新製節目的比例，不應放任像「超級星光大道」每週播8次的離譜行徑。

法律空窗，靠全民監督

最後想借用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陳世敏說「沒有不合規定不一定就是正當的」的話來強調，無法可規範並不一定就應該放行，應該根據各界疑慮要求旺旺集團讓國人釋疑，否則便不應輕易放行，因為這不是一筆小買賣，而是觸動台灣社會敏感神經的併購案，不僅涉及兩岸的互動與互信基礎，也將撼動台灣民主社會的根基，誰說這不是國家大事？所以誠心建議NCC該管的就要管，有法則依法，無法則修法或立法，至於在這法律空窗期，有賴全民嚴密監督。

（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
陳炳宏(2009)。〈旺旺集團入主中時疑慮還很多〉。《目擊者》，70: 8~9。
網頁 http://www.atj.org.tw/watch/newscon1.asp?number=2053。

TV stations are not just for profit

2009-07-17T04:54: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Friday, Jul 17, 2009 Taipei Times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auction up to five new terrestrial television licenses. While many people rubbed their hands in anticipation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others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digital television industry. We must ask ourselves if Taiwan needs more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Before considering how to issue these licenses, the ministry should first consider whose needs it is meeting by doing so, and to what purpose. Is it because media operators need more stations to improve their content? Or could it be that advertisers want more channels for marketing?

I think it is none of these possibilities. Taiwan has more than 200 terrestrial and satellite TV stations. That should be enough.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otal spending on TV advertising has dropped from NT$35 billion (US$1.1 billion) in 1998 to NT$18 billion last year. TV stations are having a hard time finding advertisters. It is clear that the planned addition of licenses stems from neither a ne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media operators nor a need for more advertising channels.

A release of new terrestrial television licens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needs of viewers nationwide and on public expect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levised media. Taiwan does not lack TV stations that focus on viewer ratings and place profits above all else; what it lacks is public service programming and TV stations that fulfill their media function. It also lacks qualitative and innovative programming that avoids cheap or vulgar content.

The ministry should put terrestrial channels to their most effective use by giving priority to appointing or reserving terrestrial frequencies for TV stations performing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public television or Aboriginal television. Making terrestrial television the sole domain of commercial operators will only stifle the public character of terrestrial frequencies.

Healthy public media services are needed to make up for the damage to society caused by commercial television and balance the excessive commercial leanings of the television market.

The next issue is how to license the frequencies. After the ministry auctioned off 3G mobile licenses in 2002, it wanted to use the same method to sell terrestrial frequencies. It is worth noting, however, that terrestrial television frequencie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mobile telephone frequencies, because mobile frequencies are intended purely for commercial use and the purpose for selling them is transparent, whereas terrestrial television frequencies have several possible uses: They can be for commercial or for public use, and they can be run as for-profit or not-for-profit businesses. This means that auctions should not be the only considered means of releasing these frequencies.

Once the government has policies in place for releasing frequencies intended for different uses, those intended for commercial use could be sold through an auction procedure, but frequencies intended for public services could instead go through a review process or be directly allotted to an operator. Different methods should be adopted to issue licenses depending on their use. The government must avoid the view that such licenses are only a means to increase its revenue.

Even if commercial licenses are sold at an auction, the government must continue to regulate their use. If, for example, the ministry — which is in charge of frequencies for terrestrial television — decides to issue commercial licenses,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 which is in charge of televised media — should still restrict the use of these licenses.

One frequently discussed issue has been whether a company that has obtained a license should be allowed to set up a shopping network or a pay-per-view station.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operations of current commerci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 stations, which also have to consider certain public welfare duties, but make profit the highest guiding principle.

The commission may have denied that it would allow the operators that obtain licenses to set up shopping networks, but it should still quickly set up regulations for the new operators. This issue is all but certain to have an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levision, and this makes the competition and survival of the new license holders a major issue that must not be overlooked.

Chen Ping-hu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from: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09/07/17/2003448875

電視名嘴只是政治藝人

2009-07-15T06:11:00.000-07:00

電視名嘴只是政治藝人（陳炳宏）
2009年07月15日蘋果日報

繼魚翅宴爭議等諸多風波後，法務部在嚴肅面對許多電視名嘴常常大放厥詞批評時政而毫無根據，是否應立法加以規範或管制的問題後，終於想到建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NCC）「研修《衛星廣播電視法》，要求製播新聞及評論應依據事實及公平原則」。

但此舉引發各界批評有違言論自由之虞，其中批法務部最力的當然絕對也是電視名嘴。逼得法務部只好出面澄清說，他們只是提建議，並未有具體修法意見。

面對電視名嘴天天掌握媒體發言權，不要說學者專家，就連政府單位都要畏懼三分，電視名嘴亂政問題要如何解決，可能就跟解決台灣藍綠對決的問題一樣困難吧！

不過值得探究的是，電視名嘴的問題真的那麼嚴重嗎？非得把他們人道消滅才能解決嗎？筆者倒不那麼悲觀，我認為只要所有電視觀眾心中能轉個念去看待電視名嘴的角色，應能減緩電視名嘴引發的困擾。

當作在看表演節目

也就是希望電視觀眾都把電視名嘴當成演藝人員看待，就像電視上演戲的藝人、唱歌的藝人、跑通告的藝人一樣，上政論節目的名嘴也只是個藝人，照政治劇本表演的藝人，叫作「政治藝人」，把看政論節目當成看連續劇或表演節目，這樣就好啦，不必把電視名嘴神聖化，認定他們說的都是驚人內幕，都是權威消息，其實他們就像你我隔壁鄰居的老王，或者開計程車的老張，都只是關心台灣政治的一群人，只是剛好湊巧他們有管道可以上電視高談闊論而已，不然你相不相信，許多人的隔壁鄰居，說不定說出來的政治大道理比那些電視名嘴還要頭頭是道啊，對吧！

我也常想，若大家喜歡看政論節目，何不直接看《全民最大黨》（前名叫《全民亂講》）節目就好？因為同樣是「政論節目」，節目演員至少比名嘴誠實許多，因為郭子乾他們會讓觀眾明白演員是在亂講，不必認真以待。但問題是，許多電視名嘴明明在亂講，卻又裝得一副神秘樣，吹起牛來臉不紅氣不喘，觀眾又何必執意要看這種政論節目呢？看最誠實的《全民最大黨》不是更好？至少他們不會說謊騙人！

電視名嘴是政治藝人的道理也一樣，對筆者而言，電視名嘴還不是像戲劇藝人一樣，拿到劇本就照本演出，只是名嘴的劇本較簡單些，自由發揮的程度比演員高些而已，基本上沒什麼不同的啊！為何說電視名嘴每天有劇本呢？筆者曾利用媒體通識課程要求修課學生回家記錄一整周的《2100全民開講》以及《大話新聞》兩個節目中顯示的議題標題字幕。後來上課時我把許多節目標題寫在黑板上，讓同學們去猜那是哪個節目的標題，結果幾乎不會有人猜錯，顯示節目議題壁壘分明，這不正說明名嘴都有劇本，再照劇本演出，不然是什麼？兩節目的政治藝人永遠都是那些人，因他們對那些劇本較熟悉，不然就是他們比較會演那些劇本的戲而已，不是嗎？

按照政治劇本演出

因此，雖我還是認為電視名嘴是台灣民主社會的亂源，但當我想通轉個念以後，我就不會讓自己那麼過不去，也不會太在意電視名嘴在演些什麼。至少目前我不見得很同意應具體立法去管制電視名嘴的言論，只是我會更努力教育我的學生與朋友，提醒他們電視名嘴就是政治藝人，是一群照著政治議題劇本演出的演藝人員而已，大家其實不必太在意他們在說些什麼，都只是照劇本演出而已啊！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from: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1785521/IssueID/20090715

When newsmakers sell their souls

2009-07-12T06:16: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Sunday, Jun 14, 2009 Taipei Times

A report in the Chinese-language Apple Daily suggests that at around the time of the anniversary of President Ma Ying-jeou’s (馬英九) inauguration, local newspapers and TV stations carried a large amount of paid-for “news” about the government’s achievements.

Certain ministries are alleged to have contracted out the responsibility of keeping the public informed to marketing companies; these firms organize a number of campaigns each year to fill a quota of newspaper space and TV programming with news about their clients.

This trend represents a revival of embedded marketing by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ctually, “revival” is too mild a word considering just how rampant this kind of placement marketing has become. “Ubiquitous” might be more appropriate.

The ministries are not alone. Even Premier Liu Chao-shiuan’s (劉兆玄) newspaper interviews are paid for. If those at the top set a bad example, their subordinates will follow suit.

Unless the Ma administration expressly forbid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rom paying for embedded publicity, bureaucrats will continue to use taxpayers’ money in this way to claim false achievements and cover up their incompetence.

The question most often raised in this regard is: Can news media be relied on to monitor the government if they take cash to report news on the government’s activities?

A cornerstone of democracy is that the press should act as the Fourth Estate.

But how can the public be confident that the media will perform this duty when they take their orders from those in power? At election time, viewers may not be able to tell whether news is information gathered to monitor the government and inform the public or undeclared advertising paid for by candidates and other politicians.

If even on-the-spot news can be bought, how can the public believe anything in a news bulletin?

Sadly, those voicing concerns about this issue have little effect. Civic groups and academics have for years reminded the media of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monitor the government.

They have pointed to the harm that embedded propaganda brings to Taiwan’s democracy. What more can be said or done when those in power turn a deaf ear to these warnings?

The harmful effects of government-funded embedded marketing go beyond those mentioned above.

For example, government officials get accustomed to not having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policies. If the government can buy news segments, then officials need not worry what people will think or say about them.

When bureaucrats devote part of their budget to buying media time in the guise of news, it blunts the media’s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criticize. If officials are allowed to employ the media to improve their image, then they will go ahead and do just that. With the media at their beck and call, officials will not be accountable for their policies.

What you end up with is a bunch of incapable bureaucrats who answer to no one. Regardless of what happens, they will hide behind the manufactured image of achievement embedded in the media.

I can’t say for certain whether the Ma administration needs civil servants like these, but the public certainly does not.

An assistant to a government official once told me that the main reason ministries buy media time and space is not the possible influence it will have on public opinion.

Rather, they use TV and press reports as tools to convince officials higher up the chain that they are working hard.

In other words, lowly ranked bureaucrats use the media to inform — or hoodwink — their superior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jobs. If what my informant said is true, it can be surmised that ministries pay for embedded reports to hoodwink the Cabinet, and that the Cabinet buys slots to fool the president.

Do ordinary people realize that officials are using taxpayers’ money to fool each other and everyone else? If so, and if they find this acceptable, then Taiwan is in real trouble.

I have a modest request for those in government: Please stop using embedded marketing to paint over the cracks in your policies. Civil servants should be willing to answer for their performance. The media, for their part, should remember their proper role, and media workers should ask themselves what became of the ideals they had when they chose to work in the industry.

Otherwise, there will come a time when the public loses faith in the media altogether. The democratic system will be weakened and everyone in Taiwan will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Media workers should not sell their souls in this messy potage, and media outlets should consider more than just the bottom line.

Chen Ping-hu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JULIAN CLEGG

from: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09/06/14/2003446102

妥善規劃無線電頻率釋出

2009-07-08T09:32:00.000-07:00

妥善規劃無線電頻率釋出（陳炳宏）
2009年07月08日蘋果日報

交通部近日公布將採拍賣制釋出至多五張無線電視執照，消息傳出，摩拳擦掌者不少，但憂慮數位電視產業未來者更不在少數，不過在此關頭，當迫切思考的問題應在於，台灣還需要再增加無線電視台嗎？以及台灣到底需要哪類電視媒體？

台灣電視頻道逾200台

平心而論，交通部應先思考係基於誰的需要而釋出無線電視頻率？釋出目的何在？然後才是該如何釋出？以基於誰的需要來說，是因為台灣社會需要更多的無線電視台嗎？或是為滿足媒體經營者需要更多的電視台以發揮經營綜效嗎？還是為滿足廣告商需要更多電視媒體作為其廣告平台？應該都不是吧！現在台灣包括無線與衛星電視頻道超過200台，這還不夠多嗎？10年來台灣電視總廣告量從1998年的新台幣350億，一路下滑到2008年剩下約180億，跌掉一半左右，每家電視台都經營得苦哈哈，廣告商還會缺電視台作為廣告平台嗎？顯然新電視執照的發放，並非基於增加市場的廠商數或需要更多的廣告載具的考量。

簡單的說，釋出新無線電視執照應考量全國觀眾對電視媒體的需求何在，以及台灣社會對電視發展的期待為何？目前台灣應該一點都不缺以收視率為依歸、以獲利為最高準則的電視台，缺的是能提供公共服務，並善盡媒體功能的電視台；民眾一點都不缺電視節目，缺的是具品質與創意的節目，至少是通俗而不低俗的內容。請交通部審慎考量社會期待與民眾需求，並發揮無線電視頻率的最高效益，優先指配或保留部分頻率給提供公益服務的電視台，如公共電視或族群電視，否則純以商業用途作為指配的唯一依歸，只會扼殺無線電頻率的公共本質，並讓現有電視市場雪上加霜。明確點說，為彌補商業電視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平衡台灣電視市場過度向商業機制傾斜的病態，建全公共媒體服務機能才能發揮釋出無線電視頻率的最高效能。

其次有關如何釋出的問題，交通部繼2002年採拍賣制釋出3G手機頻率後，有意再度採取拍賣制釋出無線電頻率。但值得注意的是，無線電視頻率在功能本質上不同於手機頻率，因手機頻率純係商業用途，釋出目的明確，但無線電頻率使用的可能性相當多元，它可以是商業用途，也可以是公共用途；它可以採營利機制，也可以採公益機制，因此釋出無線電頻率不應只考量拍賣制一種模式。

純營利模式引發爭議

當政府確立不同使用目的的頻率釋出政策後，商業用途的頻率可採拍賣制，但公益（或公共）用途頻率則可以採審查制或直接指配，亦即無線電頻率的釋出應根據其不同用途而採取不同的發照模式，千萬不能只考量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搶錢模式。

至於即使採取拍賣制釋出商業用途的執照，政府還是需要規範其頻率的使用。例如在主管無線電頻率的交通部決定發放部分商業電視執照後，主管電視媒體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NCC）還是應該基於無線電視的本質來限制新執照擁有者的用途。

如最近頗受廣泛討論的議題，即是新業者取得頻率後，可否拿來當購物頻道，或成立付費電影頻道？也就是完全不同於現有無線電視台的商業綜合但須兼顧部分公益義務的經營模式，改採以獲利至上的純營利模式？雖NCC已否認將同意無線電視新執照業者得以經營購物頻道，但NCC還是應盡速規劃如何規範新無線電視業者的營業項目與範圍，這絕對是影響台灣數位電視發展，及新無線電視業者生存競爭的重大議題，不得不慎重啊。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
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資料來源：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1768072/IssueID/20090708

卓新論壇「第四權的自律與他律」系列(一)

2009-06-19T08:51:00.000-07:00

卓新論壇「第四權的自律與他律」系列(一)
以「結構管制」替代「內容管制」---NCC可以扮演的關鍵角色
主辦單位：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中央通訊社
贊助單位：行政院新聞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時間：98年6月18日（四）上午9：00—12：00

與談發言綱要

討論提綱
一、從「殺很大」事件的輿情反應，思考NCC目前的內容管制策略。

基本上來看，沒有任何國家對電子媒體內容是完全不管制的吧，只有管大或管小，管寬或管嚴的差別，當然還有如何管，由誰管的差異。管制廣告內容與節目內容及新聞內容的基礎是不一樣的，新聞內容的管制基礎應該是最嚴謹（但不是所謂的最嚴格），節目可以稍寬鬆些，廣告內容可以放最寬。因此內容管制可以分新聞、節目、廣告等三面向來思考，至於管制策略應該從專業倫理、民情風俗、法律規範等三面向來思考，是個大問題，很難簡單回答啊。

二、近年來電視頻道業者透過同業間組織進行協調式自律，已有相當成果(提供案例說明)，未來應如何提供正、反面誘因，讓該類機制運作更上軌道？

電視業者自律已有相當成果？我不認為！我常公開講，打死我，我都不相信台灣媒體業者懂得自律，會想要自律？至少我現在還是這樣認為。或許有些人認為台灣媒體自律可能已有些微進展，但我想多數人已經等不及了，當前至少媒體自律的速度必須比媒體惡質化的速度要快很多才行啊。以前述所說的內容管制，我覺得原本就應該由媒體自律開始，但我不談理想，我講務實，解嚴後哪一件新聞業者有自律過？請不要告訴我洪曉慧出獄新聞的例子，我想那是因為各台嗅到沒啥賣點才會說自律的吧？或者不敢犯眾怒去偷窺更生人的隱私吧？還有，基層的自律訴求如果沒有老闆的點頭，自律又如何能推動？理論上來說，我當然強調自律，因為我也怕法律，而他律實在很辛苦啊！我每學期訓練50位學生去監看媒體，但所為何來？還不是只是希望發揮點小小的他律力量，但成效真的很有限啊！

我認為政府首先應該立法強制自律，自律不彰就依法律，再則主管機關也要立法獎勵他律，雙管齊下，強迫業者自律，這樣才能真正大聲喊要政府的手離開媒體。簡單說，就是我主張，媒體自律需要壓力（來自他律及法律），他律則需要鼓勵（來自法律），也就是三律共管的概念。

三、廣電媒體是憑執照經營的特許行業，換照與否則是管制單位要求業者遵守規定的「尚方寶劍」。NCC應如何善用這把寶劍，讓台灣的廣電媒體能夠逐步符合社會各界對其服務公共利益的要求？

簡單說，要求自律，做不到，立法採計點制，點數扣滿，下台一鞠躬。但問題是，哪些違規該扣點？何違規該扣幾點？這又回到立法規範內容與行為的議題。我還是願意在相信自律的前提下建議（雖然我真的不相信自律，但願意再阿Q一次），先從自律組織做起，建議由業者自行設計記點與退場制度，然後將這制度公聽，聽取閱聽眾與民間團體的修改建議，最後修改立法，完成計點退場機制。

四、所謂結構管制，最迫切的內涵有哪些？除了透過換照為廣電品質把關，NCC在未來廣電頻譜資源的分配、規劃上，還可以扮演何種積極角色？

主要建議有：
1.防止市場壟斷：除水平或垂直整合的問題外，台灣還特有水平加垂直的上下游整合的難題，特別是有線電視產業，已經發展到無法解決的地步了。
2.規範跨媒體整合：旺旺中時就是一例。簡單說，該管就要管，無法就立法或修法。
3.建立市場競爭機制：NCC千萬不要說什麼解管制，台灣對媒體市場根本沒有一套管制政策，哪來解管制？管制的前提或真正意義在於建構一套符合公平競爭的機制，而不是放任市場讓財團蠶食鯨吞的不管制。
4.壯大公集團：商業媒體持續腐敗的前況下，如何能坐視公集團的萎縮？小而美的說法不是不懂公共媒體的角色與功能，就是無視商業媒體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再不然就是有政治陰謀，不想讓台灣有真正不受政治力控制的公媒體。
5.制訂媒體政策應納入公民審議制度－公聽會機制。

旺旺集團請適可而止

2009-06-19T08:47:00.000-07:00

2009年06月18日蘋果日報

連日來旺旺集團因認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NCC）通過《中時》交易案時提出附帶條件係不合法行徑，而對NCC展開鋪天蓋地的狂批，並刊登旺旺認為是「反《中時》併購案」的三位NCC委員照片的廣告。

結果不僅未讓NCC撤銷決議，反讓傳聞因《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法意見而鬧不和的委員們，現在更加大團結。接著旺旺集團又刊登廣告，公告它已對「污衊」旺旺的媒體記者與學者寄出存證信函並要求道歉，否則將法院見。結果讓傳播學界在一個周末集結超過150位新聞傳播學者的連署，譴責旺旺威脅表達異見者之不當作為，這人數應已經超過新聞傳播學界專任師資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吧，展現學術界難得的大共識！

旺旺一舉造成NCC委員的大團結，也造成新聞傳播學界的大共識，我真想說──旺旺！真有你的！

應該循行政救濟管道

有關NCC對旺旺併購《中時》的負責人變更案，不管NCC的決議是否合乎法律程序，但旺旺集團就是硬不循行政救濟管道，卻大肆利用旗下媒體對NCC展開狂批。令人不解的是，這時候身為媒體人的公正客觀信念到哪裡去了？不得公器私用的理念到哪裡去了？如果大老闆不懂，新聞部門主管不懂嗎？還是面對五斗米只能噤聲不語？

如果NCC此舉不合法律，那旺旺媒體的作為就合乎專業了嗎？好像是五十步笑百步啊！或許旺旺媒體此舉只是要讓國人知道，跨媒體整合後的旺旺集團，是可以展現極大的力量的，請大家給我小心點？其次旺旺集團再度登廣告，認為對此提出評論的部分記者與學者是在「侮辱、污衊」旺旺集團，公告它已寄發存證信函並要求道歉，否則法院見。

問題是，旺旺這麼大的企業，跨媒體併購這麼大的事，難道不能接受公評嗎？批評旺旺併購《中時》將造成言論集中叫誹謗？談拒買旺旺產品叫詆毀？所有對旺旺事件的評論或主張，都是在公共論壇的機制下進行的公共事務的討論，難道只有旺旺媒體才有片面攻訐別人的新聞自由嗎？傳播學界怎能容忍旺旺試圖毀滅討論公共事務的民主機制呢？

幾天來，旺旺行徑已經讓傳播學界人人「自危」，心想面對旺旺的舉措，如果大家都噤聲不語，那新聞傳播教師們將來還能如何站上講台教導學生說，什麼是媒體的角色、功能與社會責任？什麼是記者的職責？什麼叫公共論壇？什麼叫專業自主？

新聞自由成老闆玩具

媒體的本質是提供大眾論辯公共事務的論壇，而不是滿足媒體經營者個人攻訐敵人的領土，因此旺旺最近的舉動都是反傳播教育的，傳播學界怎能視若無睹呢？所以旺旺真厲害啊！登個廣告就可以讓150位新聞傳播學者在三天內參與連署發起聲明反制。

我想旺旺此舉只是更印證傳播政治經濟學者所說的，當企業集團介入媒體營運後，新聞自由就變成老闆專屬的玩具，而不容共享！身為時報退除役小兵，旺旺集團的誇張行徑讓我更加感念起當年的時報老闆余紀忠，我想現在還在時報的老同事對余老闆的行事典範應該都還印象深刻。不過我該慶幸我早已離開中時嗎？

雖然我不知道以上言論會不會換來一張現在許多人都搶著要的旺旺存證信函，但我還是很想說：旺旺媒體，請適可而止吧！老同事們，請看在余老闆份上，教教蔡老闆吧！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文章來源：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1718172/IssueID/20090618

政府置入等於官員無能

2009-06-02T00:08:00.000-07:00

2009年06月02日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載，馬政府就職周年前後，政績新聞遭質疑「買很大」，某些部會把文宣發包公關行銷公司，對方承諾一年舉辦幾場活動、上幾家報紙、電視，刊登版面及播出時段，政府的媒體置入性行銷隨之復活。

其實說置入性行銷復活是不了解政府買媒體置入氾濫的程度，大概只能用「罄竹難書」來形容。不要說各部會，就連行政院長劉兆玄接受報紙專訪都是用買的，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除非馬政府公開宣布政府不作置入，否則納稅人的錢還是會繼續被那些不適任的政務官拿來騙政績。

政務官不擔責陋習

對於媒體遭政府置入的問題，最常被質疑的重點在於媒體「拿錢寫政績新聞，如何監督政府」？有識之士更擔心，當第四權的媒體也聽命於理應被監督的執政者時，那國人又如何能期盼媒體能扮演建構民主發展基石的角色呢？也許到選舉期間，觀眾都無法區辨新聞頻道播出的新聞到底是媒體基於監督與告知職責所報導的資訊，還是政客與候選人買的廣告時間呢？如果連SNG（新聞現場連線）時段都可以買，那觀眾還能相信任何新聞嗎？

但是前述言論早已變成狗吠火車了，因為這麼多年來，民間團體與學者專家除不斷提醒媒體的監督天職、置入對台灣民主的傷害，以及是欺騙觀眾的行為之外，真不知還能再說些什麼？特別是當掌權的執政者對此呼籲置之不理時，會有多無奈啊！

不過筆者還是要提出另一個嚴肅的課題是，政府置入除會產生前述負面影響外，還會造成政務官養成不必為政策負責的後遺症。試想如果政府可以買媒體置入，那反正笑罵由人，政務官可以編預算買媒體，不僅可以弱化媒體的批判力，還可以對自己擦脂抹粉，何樂不為？如此一來政務官不用為政策辯護，而且還可對媒體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結果就是造就一群毫無擔當且無能的政務官，不管發生什麼事，總是可以躲在置入的背後去塑造施政假象，雖然不知道這種政務官是不是馬政府所需要的？我想應該絕不是全民所樂見的吧！

有位政務官的幕僚曾私下告訴筆者，其實現在各部會買媒體置入，說是要影響民意，其實還是有限，但重點在於要讓更高層長官透過媒體看到他們部會有多努力。

蒙蔽高層保住官位

這句話背後的意涵其實是，買置入最重要的是要「蒙蔽」（我的用語）高層，因為高層長官也是常從媒體認知各部會的政績，因此買媒體置入對保住官位很重要。如果這是事實，那就是說，部會買置入欺騙行政院，行政院買置入欺騙馬總統，即上下交相賊，如果民眾能容忍執政者用納稅人的錢來欺騙自己，那真是台灣的悲哀啊！

最後想非常卑微地期盼，請執政者不要再用媒體置入來為自己擦脂抹粉，請政務官學習做個有擔當的官員，也請媒體反省自己的天職及當初選擇新聞工作的理想何在？不然當將來媒體不再為人民所信任時，那個戕害民主的苦果是全台灣人民要共同承擔的，豈是個人為五斗米折腰或媒體企業爭存活那麼簡單的影響而已！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不可抹殺NCC的理想主義

2009-05-30T09:52:00.000-07:00

歷經幾個月的審議與聽證程序，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日昨以附加條件的方式通過「中視、中天負責人、董監事變更」申請案。雖然不可否認，這7點附加條件帶有主管機關勇於任事的理想色彩，但從筆者角度來看，還是未能切中媒體併購案應該關注的核心議題，實在有點可惜。

首先是企業集團介入媒體經營引發的專業自主問題。關心媒體產權集中議題的美國學者貝迪金（Ben Bagdikian）發現，強調紀律、服從、效率等經營理念的企業集團介入媒體經營後，對強調自主、自由、專業等理念的媒體已產生極大的衝擊與挑戰，因此如何防範企業集團介入媒體經營產生的負面影響，應是此案的優先課題。因此NCC應該要求旺旺集團所有媒體的高階經營主管，特別是節目及新聞部門主管，都應具備媒體專業背景，並切實遵行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且經理人不得跨媒體互相兼任。

其次是媒體產權集中影響言論市場多元化的問題。自由而多元的言論市場是民主國家發展的基石，但研究顯示，媒體產權集中勢必妨害言論市場多元發展。例如，筆者的國科會研究發現，《中國時報》併購中天電視後，《中國時報》影視版出現有關中天的新聞總則數與新聞平均面積都增加超過一倍，標題大小增加一倍半，照片總張數則增加5倍多，照片面積亦增大超過3倍。

產權集中妨害多元

解讀此研究結果，中天相關新聞在《中時》版面的增加，代表著其他影視相關報導比例相對減少，《中時》內容的多元便明顯降低，這是媒體產權集中導致內容多元消逝的證據。因此為保障言論的多元，附帶決議應該要求旺旺集團各媒體的言論與新聞部門都應獨立存在，不得有新聞部合併或各媒體共用言論部門等情事（例如中視新聞部與中天新聞部各自獨立運作，不得合併及裁員）。

再來從媒體產權集中對國內媒體產業影響來看，企業集團不斷引進綜效思維的結果，就是每周五的《超級星光大道》在一個周末播8次（首播加重播），如果中視、中天等4頻道不是同一集團所有，會重播這麼多次嗎？如果不重播，那空出的時段是否就可以讓更多本地影視業者產製其他節目，以更多元的節目內容去滿足不同觀眾的需求呢？

因為不斷重播代表本地影視業者的播出平台被壟斷，以致無法出現更多新製或不同類型的節目；另外不喜歡看《超級星光大道》的觀眾則被迫沒有更多元的選擇，這些都是媒體產權集中的結果，如果將來旺旺集團再去併購影視節目公司，那這問題鐵定更嚴重。因此附帶決議應規定集團各頻道節目重播應依電視台現行慣例，當周重播（不管跨不跨頻道）都以兩次為限，或者直接規範集團頻道每年新製節目的比例，不應放任像《超級星光大道》播8次的離譜行徑。

未違法不代表正當

最後想借用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陳世敏說「沒有不合規定不一定就是正當」的話來強調，無法可管並不代表就應該放行，重點是主管機關如何面對各界對此案的疑慮以及媒體併購的癥結問題而做出負責任的決策。旺旺併購案不是一筆市場上的小買賣，不僅已觸動兩岸互動的敏感神經，更是影響民主發展根基的媒體併購案，誰說不是國家大事？至於其他如台商媒體或中資議題，這點恐怕不是立即能有解決辦法的，有待國人集思廣益謀求解決之道，包括前述議題，如果有共識覺得該規範的，那就盡速修法吧！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網頁連結如右：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IssueID/20090530/art_id/31668762

卓新論壇「我們該有什麼樣的公共電視」系列

2009-03-26T05:59:00.000-07:00

卓新論壇「我們該有什麼樣的公共電視」系列

主辦單位：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中央通訊社

贊助單位：行政院新聞局

第一場：公廣集團如何在政治力「一臂之遙」下貫徹透明治理、公共監督
時間：2009年2月28日(六)，上午9:00~12:00
地點：中央社八樓嗜啡廳(台北市松江路209號8樓)

與談發言綱要

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陳炳宏

一、公視預算連續兩年遭立法院凍結，嚴重影響正常運作，公民團體要求應在營運、治理充分接受公眾監督的前提下保障其法定經費，以維護公視營運品質。公視應如何回應此一社會期待？在目前法令與環境下，有哪些具體可行的辦法？

公視應該接受公眾監督，以符合社會期待，而公視亦已將辦理公聽會聽取各界指教。
個人簡單意見是，符合社會期待只是公視應遵循的最低標準，但應該不至於視將公視所有決策過程都赤裸裸攤在陽光下檢驗，例如聽說有立委將提案，公視董監事會須全程錄音、錄影、紀錄，然後上網公開，我就覺得有點過火，紀錄可以公開，但公開會議錄影畫面所為何來，就值得商榷。

不過如果這條款修正通過，那我也沒辦法，只是我很好奇，有誰要看五個小時以上很冗長的公視董監事聯席會開會過程？

二、公共電視經費來自納稅人，立法院代表納稅人對公共電視預算進行把關，但應如何避免政治力不當的干預？貫徹當初創立公共電視時所抱持，也是與其他世界先進公共電視體制所共同擁有的，與政治保持「一臂之遙」的理想？

政治力與公共媒體「一臂之遙」的理想很令人期待，但務實來看，國人不應該認為台灣成立公共媒體後，它就不會受到任何政治力的干預，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對於政治力的影響，公共媒體最重要的基本精神在於，不應接受任何政治力的不當操弄，而公共媒體在面對各種政治力影響時，應該讓它們在公開場域裡競逐，不受黑箱式或暗盤式的不當操控，而公共媒體在面對政治裡介入時，應該秉持以公共利益為底限去思考。

要避免政治力的不當干預，首重主管機關的角色、董監事的選任，以及經費與人事的規範設計，這就與公視法修法有關。

三、公共電視法即將進行修訂，在此次修法中應如何進一步協助落實此「一臂之遙」理念？

主管機關的設置應形式化或說虛擬化：有人說是新聞局，有人說該是NCC，有人說應是未來的文化部，更有人說應該是形式的主管機關－行政院。重點是，公視的主管機關應該只是形式上的管轄機關，也就是說，所有公視面對公視法所應有的法規遵循行為，都以立法院為最高主管機構，以現在的新聞局而言，面對公視的年度預算，新聞局其實不應對公視預算做任何實質審查，而應交由最高監督機關立法院為之。但是我這樣說,絕不是同意像去年底立法院強硬監督公視的作為，如果等一下有多餘時間，我們可以再談談這個嚴重影響公視正常營運的問題。

董監事甚至總經理應該建立公開化的選任機制：目前公共電視法規定的董監事選任的規範與程序還算符合期待，即由行政院長提名，立法院組審查委員會審查選任，符合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的民主程序，但行政院長提名是否可以更公開，例如接受公眾／團體推薦，而立法院審查會前應該召開公聽會，且審查會應全程公開，讓提名與選任更公開，有更多參與。

捐贈給公視的年度經費應充足且明訂固定額度：要公共媒體可以獨立，首重要給他有充足的經費預算，這也是為什麼媒改團體期待公視法修法應該明訂捐贈公廣集團的年度固定經費，以免讓政治力利用經費控管藉機創造可趁之機，去年的數位預算，每年的標案等，不都是給政治力製造可以將手伸進公視的機會嗎？
經費來源除政府捐贈外，還應明訂電視產業特別基金，在立法院監督下，全交由公視自主運用。過去無線電視產業有廣電基金負責無線電視與廣播盈餘提撥的管理（不過目前廣電基金已裁撤，無線電視其實也早無盈餘），另外目前有線電視產業則有設有線電視特種基金（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3條），每年收取有線電視業者營業額1%，其中30%交給公視，至於衛星電視、直播電視則無特種基金的設置。我個人的建議是，應該明訂所有廣播電視事業，包括無線電視、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廣播電台、數位廣播等廣播電視事業，每年應提撥營業額的一定比例（可以是1%或3-5%），捐贈公共電視，作為推廣電媒體公共服務之用途，說白話一點，就是所有商業電視做的壞事，就由公共電視來幫他們贖罪，而且既然商業媒體都已經繳過稅，那若要再收取特種基金，實在不宜再把特種基金撥給政府（依現行有線電視法，有線特種基金的30%是撥給中央主管機關新聞局／NCC，40%撥給各地方政府），這是不對的。所有廣播電視事業都應收取特種基金，全交由公共電視作為營運經費來源。

讓華視、原民、客家、宏觀等電視台與公廣集團的關係明確化，並明訂預算經費的額度與來源。個人粗略的構想是，政府應編列給華視附負擔捐贈，原、客、宏三台的預算都應由公廣集團來集中編列（但可以指定專款專用），不應由原民會、客委會，與僑委會等行政機關來主導與干預，但其餘較細緻規劃的部份，我還沒有具體的建議，需要再多一點時間去仔細思考。

嗆記者該嗆誰？

2008-10-13T01:24:00.000-07:00

日前TVBS廖姓記者在試音時，因工程人員的疏失使他自言自語的政治語言公開播送而讓記者自己成為新聞。事後有許多人稱他嗆記者，有網友還引她部落格留言說她個性本來就很衝動且直言，有著不怕得罪人的本性，反正就很嗆。其實任何人公私場合都不宜爆粗口，但新聞工作者個性嗆則不是壞事，甚至是好事，因為如果新聞工作者都本著嗆的個性去監督執政者與政客，去嗆所有有害民生的事，那不僅合宜，更有何不可？

作為一位新聞工作者，本性嗆可能是好事，反而對許多事情唯唯諾諾才有問題，但問題來了！即使現在媒體有許多嗆記者，但問題在多數新聞工作者都該嗆不嗆或嗆錯地方！該嗆不嗆，不該嗆卻亂嗆，這都有違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倫理。例如因為某某某是老闆的朋友，所以不能嗆，因為某某某是廣告主，所以不能嗆，因為某某某跟自己有利害關係，所以不能嗆，或者自以為是法官，自以為是正義的使者，然後到處亂嗆，這些都是現今媒體記者的通病，一來錯認角色而狂傲自大，二來智識不足而欠缺專業。這樣我反而會期待現今的新聞工作者還是不要太嗆的好，廖記者的疏失就是個例子。

如果記者真想嗆，那先培養好自己的專業與智識，並且體認自己的角色職責與媒體的社會功能，然後才開始嗆。至於該嗆什麼呢？首先如前述，記者該去嗆執政者與政客，去嗆所有有害民生的事，這只要認知上有所體悟，專業上有所裝備，應該不難；然後，去嗆所有妨害記者扮演前述任務的阻力，包括官方不當的干預，例如政治力與商業力，例如政府與企業的置入性行銷。其次，在組織內部，記者應該為捍衛自身權益來嗆行政經營階層，任何媒體內部無法滿足記者去實行任務的行政規範與措施，記者都應挺身而出，不要在外面一條龍，回到組織一條蟲，這樣恐怕只會讓記者惡質的無冕王形象更雪上加霜。再來，記者還要為捍衛自身專業權益而嗆，最近幾年，許多媒體粗暴裁員與關閉，雖有些工會的零星抗議活動，但卻都幾乎不見記者同業出面聲援，齊力捍衛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權，甚至連報導都不敢，讓外界感覺（至少我也這樣認為），記者只會在外魚肉官員與百姓，回到媒體卻變成溫馴的小貓，任老闆踐踏而不敢吭聲，這點由幾次媒體無預警裁員卻不見同業出面公開聲援，多少可以印證。

最後，還有技術層次更高的，記者也該嗆媒體老闆們總是秉獲利至上理念而犧牲媒體應有的功能與責任，這點對必須為五斗米折腰的絕大多數記者可能會很為難。但請試想，或許經營事業圖謀獲利應該不是什麼大錯，但獲利如果成為經營媒體的主軸思維，那媒體老闆們大可去經營其他獲利更高的事業（在台灣應該多得是），除非老闆們想藉由經營媒體以獲取不當利益，因此如果記者不能本著專業角色去盡媒體應盡的職責，那從事新聞工作所謂何來？所以獲利至上的老闆們不該嗆嗎？不然也不妨就當個好員工，偷偷告訴老闆，在士林夜市賣炸雞排，獲利可高著！攤位邊天天有長長的人龍，大可不必慘淡經營媒體啊！

總之，記者嗆不是壞事，而且記者都應該學習嗆，但不僅要會嗆，還要嗆對對象，所以如果想要成為好記者，就請從嗆長官、嗆老闆練習起吧！

資料來源：陳炳宏(2008)。〈嗆記者該嗆誰？〉。上網日期：2008年10月13日，取自媒體改造學社：http://www.twmedia.org/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540

電視新聞不能配飯吃

2008-09-15T10:07:00.000-07:00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發表公開信建議該院餐廳不要播電視新聞，引發院內及社會各界的諸多討論。這群研究員們認為用餐需要安靜的環境，具誇張聲光與影像的台灣電視新聞呈現方式實在有礙消化，但也有人認為，現代人生活忙碌，利用午餐時間看看電視新聞可以增進對時事的了解，有何不可？似乎雙方都有其立論基礎，但筆者想說的是，雙方的主張未必是對立的，也應該有兩全其美甚至更圓滿的做法。

降低音量減少影響

從許多專業研究結論證實，看多了普遍具誇張聲光影像效果的台灣電視新聞呈現方式是有礙身心健康的，因此強調用餐時不宜配「重口味」的電視新聞是有其道理的。雖然中研院餐廳開不開電視，外人可能無法置喙，但若單就這爭議點來思考，如果中研院餐廳不想關機，那其實可將電視聲音關掉或關到最小聲，至少可以做到不強迫不想受電視新聞影響吃飯情緒的用餐者去收聽，但想看電視新聞者則可以用眼看畫面的方式去了解新聞，我想國外許多公開場所都是用這種方式任君選擇看電視與否。

其次，如果大家真想利用用餐時間了解時事，那為何不聽聽廣播就好呢？中研院餐廳如果要避免爭議繼續擴大，那其實可以改播放廣播新聞應該也可以吧，這樣用餐者可以眼看食物耳聽新聞，即使聲音還是會無所不在，但好像也比較能心無旁騖地專心吃頓飯。另外，閱聽眾若想要多了解新聞時事，除了可以選擇廣播或報紙外，也不必一定要收看整天不是充滿政治口水或社會八卦，不然就是商品置入性行銷等各類不當訊息且不斷重播的全新聞頻道不可。

齊力改善媒體亂象

如果民眾還是比較喜歡有聲光影像的電視新聞，建議不妨可選擇公共電視的各新聞時段，或收看無線電視台每天一小時的晚間新聞都好，不僅可以平心靜氣以及擇重點式的看電視新聞，更重要的是能有效率的了解新聞時事，何必浪費許多時間在那些通常播的都不是新聞且不斷重複的新聞「專業」頻道呢？

最後想對發表公開信的中研院研究員們說，如果中研院餐廳最後還是決議要繼續大聲的播電視新聞，那也請大家先不必氣餒，何況關機絕不會使台灣的電視新聞變更好。根本的解決之道是，歡迎研究員們或更多不想看電視新聞的民眾，齊力加入媒體改造學社、媒體觀察基金會等致力推動健全台灣電視產業結構與經營環境的公民團體的行列，相信唯有徹底從產業與產權結構去扭轉惡質的電視經營邏輯，進而建構將專業意理與倫理規範納入新聞內容產製的專業環境，然後透過媒體素養教育培養耳聰目明的閱聽眾，最後結合閱聽眾形成有力的媒體監督機制，這樣才能比只是關機或裝作視而不見要來得使台灣的媒體改革更有希望些。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陳炳宏

成立國會頻道問題還很多

2008-09-04T04:39:00.001-07:00

朝野立委組成的國會議事轉播考察團在拜訪美國C-SPAN頻道後決議，將力促立法院在明年初成立轉播國會議事的專屬電視頻道「國會頻道」。近日來這項主張受到諸多正面肯定，但筆者卻有些逆向思維，因為務實來看，台灣成立國會頻道應該還問題多多。

首先是頻道所有權問題。也就是說國會頻道該由誰來主控與營運？是由立法院編列預算來主導成為立院頻道？或是立院編預算後委由公視執行成為公共頻道？還是政府出資成立基金會負責轉播事宜？或是由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共同出資成立頻道，由其主導並營運之，就像美國C-SPAN的運作模式？台灣國會頻道屬性有諸多可能，但營運模式皆不相同。

所有權歸誰屬性難定

美國在1979年由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出資成立C-SPAN，它自詡是提供閱聽眾接近重要議事現場的公共服務頻道，在經費上自給自足，在運作上獨立自主，其所有權與官方一點關係都沒有。如果考察團了解此點基本差異，那台灣國會頻道的所有權屬性應該會是個亟待思考的問題。如果未來國會頻道由立法院出資主導，充其量只是個轉播立院議事的立院頻道，應該與C-SPAN不同，因為C-SPAN不僅轉播參眾兩院的國會議事，也轉播各級政府的重要決策與公共事務會議，甚至總統大選活動等等。另外，或許轉播議事這種事，立委諸公總是會先想到公視，但公視目前正面臨預算被立院擱置的困境，加上公視長期處在經費不足的窘境，立院總不能沒事就找公視麻煩，有事就希望公視能「馬兒好且要不吃草」，實在有點糟蹋人。除此之外，如果國會頻道要採用筆者前述提出的其他模式營運，立院與各界恐怕還需審慎評估，因為所有權屬性涉及國會頻道的角色與定位的確立。

立委易爭議鏡頭多寡

其次是議事轉播的準則與規範問題。雖感覺這點應是籌備國會頻道的細節，但以台灣朝野長期藍綠對抗的政治生態來看，這反而是成立國會頻道最令人擔心的隱憂。如立法院開議期間，除大會外，每天可能還有許多委員會議，轉播時如何決定其優先順序是個問題；更不用說，如果諸多立委在同時間召開公聽會、記者會等，那又該如何取捨轉播與否？還有一年365天所有會議如何排序播出及重播也是個問題。

而更可怕的事是，每場會議轉播時，全場參與者如何運鏡取景，屆時定會引發立委間每人鏡頭多寡的爭議，轉播主其事者更會不勝其擾！這些都是國會頻道運作的不定時炸彈，所以國會頻道議事轉播的遊戲規則不能不優先規劃與設計。

筆者去年底曾拜訪美國舊金山市政府訪談其所屬市政頻道的主要負責人，了解公共事務相關頻道的運作現況。兩個市政頻道不僅轉播市長公開行程，也轉播市議會各種會議及市府各局處的重要會議與記者會等，訪談中受訪者都提到轉播細節的規劃很重要，大至如何訂定轉播各項會議優先順序的標準，小至轉播會議中主鏡頭該對著誰，如果有多方爭吵的畫面，轉播者如何運鏡，甚至如果有抗議團體在會議鬧場該如何轉播等等。

雖然舊金山市政頻道在營運上不同於C-SPAN，但卻比較類似目前討論的國會頻道，而根據筆者參訪舊金山市政頻道的經驗，國會頻道絕不會是只要在議場架幾個轉播機器就可以立即運作的，特別是台灣的政治生態，國會頻道的轉播規範亟需事先審慎設計與規劃。

整體來說，雖然各界對國會頻道樂觀其成，但從頻道產權屬性的設計、議事轉播規範的訂定，到頻道市場機制的確立，即便不先考量傳播科技的推陳出新，成立國會頻道都還有諸多規劃需從長計議，又何必急著要推出呢？

2008年09月04日蘋果日報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陳炳宏

台灣的病灶在媒體

2008-07-10T08:08:00.000-07:00

這些天媒體的角色又成話題，從中研院院士的電視名嘴語言暴力說，到白文正之死的質疑媒體殺人說等等，可見整體社會對媒體的表現是有意見的，但為何長期被視為亂源的媒體還是可以不動如山而繼續危害台灣呢？每次要提筆談媒體問題時，腦中會立即閃過兩個念頭：一個是「罄竹難書」，另一個是「狗吠火車」；但同時也會有個念頭阻止我動筆：「多說無益」，也許稍一不慎，只怕會被口水淹死，中研院院士批評政論節目及電視名嘴就是個實例（所以我很識相，從不敢批評名嘴）。

不過如果大家都繼續對媒體問題鄉愿，那台灣媒體改革該怎麼辦？台灣民主化進程該怎麼辦？言論自由當護身符馬政府上台，面對經濟問題，有人說應該成立經濟顧問委員會，面對財政問題，有人建議應該成立財政顧問委員會，但面對媒體問題，為何從未有人建議成立媒體顧問委員會來解決？我很贊成監察院準院長王建煊日前在面對媒體探詢上任後要查的第一個案子是什麼的時候，他回答立即查媒體，這句話讓筆者聽起來精神一振，不過相信王院長應該只是玩笑一句，我想如果能成真，許多關心台灣媒體改革與台灣民主化的人，連做夢都會笑。全世界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會有極權的媒體體制，也沒有一個極權國家會有著民主媒體制度，所以說，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與民主化程度，跟它的媒體制度有著絕對的關聯性。

2004年總統大選後，筆者曾在《蘋果日報》發表探討「誰在撕裂台灣」的投書，文中強調答案應該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還好人微言輕而未激發媒體眾怒）。4年過後，如果再問這個問題，恐怕答案還是一樣，但讓我迷惑的是，為何長期以來台灣社會這麼縱容媒體呢？答案恐怕是因為媒體動不動就祭出《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作為護身符，讓有時候也會心存不軌的執政者有點投鼠忌器，以及民眾對媒體的社會責任與角色認識不清吧！因此當執政者不敢作為，而自律成為媒體敷衍各界改革訴求的擋箭牌時，那台灣的民主化該怎麼辦呢？從台灣媒體現況來看，筆者絕對不相信台灣的媒體會自律，而不成熟的政治環境也讓我對執政者想以法律規範媒體的舉動總懷著疑慮。

不過老實講，王院長的談話是很有創意的，從監察院的角度是否可以發動體檢台灣媒體產業，進而讓媒體可以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稱職地扮演第四權的角色？落實媒體素養教育對此，筆者不敢奢望台灣學習韓國政府在2005年進行的媒體立法，但如果能由監院來負責體檢應該是可行的，不過這不是創舉，因為2004年監察院即曾在黃煌雄委員的主持下，進行「政府影音媒體政策及其執行績效總體檢」，相信本屆監察院（特別是有媒體經驗豐富的吳豐山委員）可以在這基礎下對台灣媒體產業的各項問題再進行必要且仔細的體檢，看看能不能集思廣益提出些台灣媒體改革的具體辦法。此外可長可久的作法是，將媒體改革的重點放在許多有識之士早已提出的公民教育上，而積極的建議是，請教育部門能夠具有前瞻性的思維，將媒體素養列入各國高中小學的公民教育教材，甚至成為大學通識教育的核心（例如世新全校與政大傳院即列入必修），使台灣小公民們能從小了解媒體的角色與運作，進而做個耳聰目明的閱聽眾，以發揮監督媒體的積極作用，進而建構媒體改革的他律機制，讓台灣媒體改革運動從公民教育的媒體素養做起，共同醫治使台灣染惡疾的病灶，以推動真正的民主化。

富豪與淫蟲 2008.05.11

2008-05-10T20:46:00.000-07:00

富豪與淫蟲？讀者看到標題，不要以為這篇投書要爆什麼料，筆者只是想借用近日大陸房產考察團被媒體戲稱為富豪團的新聞，來談談台灣媒體為凸顯報導內容，慣將報導對象化約成簡單的指涉詞彙，此舉常造成被報導者的困擾，並強化閱聽眾對被報導者的刻板印象，其深遠影響值得社會各界三思。例如最近大陸房產考察團被稱為富豪團即是例子之一，而不久前陳冠希的私密自拍照被媒體稱作慾照，還有其他如淫狼、毒蟲、外籍新娘等，都是這樣的例子。

由於大陸房產考察團挾著媒體對他們有所求的優勢，他們一抗議，媒體只好乖乖改稱他們是企業家團。但問題是，那些被稱為淫蟲、山地人、外籍新娘等的社會邊緣族群，都不是媒體的寵兒，都缺乏掌控媒體的優勢，大家能否設身處地去想，當他們被媒體化約成淫狼、外娘的窘況呢？更嚴肅的議題是，當媒體將報導對象刻板化，進而建構整個社會對他們的刻板化形象，並引發族群平等與公民平權等問題，難道媒體沒有責任嗎？

媒體刻板化報導對象的手法概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簡化：例如將陳冠希的私密自拍照簡稱為慾照，那想必不少人家裡都有許多的「慾照」吧！難道不可以價值中立的指稱其為「私密照」嗎？還有不管任何對象，只要是指涉年輕女子則一概簡化稱為妹，例如大陸妹、傳播妹，甚至高麗妹、泡菜妹、櫻花妹等等，報導言辭充滿輕蔑之意，而媒體卻從不思考這樣的簡化是否合適？是否真的可以幫助閱聽眾理解報導對象，還是只是希望能語不驚人死不休以搶佔版面與爭取收視率呢？

第二種是醜化：這是媒體對待弱勢的慣用手法，例如色情案件嫌疑犯就統統用淫蟲、某某之狼、伸魔爪、逞獸慾、色慾薰心等等極盡負面之言詞來描繪涉案對象與情節，不僅醜化事件當事人，且有未審先判的意味。此外媒體在報導如精神病患或愛滋病患新聞時，不僅常強化其刻板印象，甚至還會加油添醋，用「不定時炸彈」等詞彙暗示其危險性與潛在危機，機械性的傳達刻板形象並再次傷害該族群，進而阻礙整個社會大眾對他們的理解與諒解，等於是對弱勢的雙重傷害。

第三種是美化：相對於醜化，媒體還有一項本事，就是莫名的美化其報導對象，當閱聽眾聽到媒體常稱某某專家、社會名媛、名女人、企業家等，就是媒體過度美化報導對象的例子。嚴格說，這也是媒體不負責任的展現，因為什麼叫專家？其客觀標準何在？什麼叫社會名媛？這是哪種職業？筆者很難想像社會上有任何職銜或專業可以被稱作「社會名媛」？難道台灣社會已經多元化或後現代到名女人也可以是個專業職銜啊？真是荒唐！另外阿狗阿貓只要上媒體都可以稱作專家，這類媒體美化報導對象的問題更多，有點罄竹難書，實在不想多說！

總而言之，當社會大眾認為所有原住民都喜歡喝酒，所有同志都很娘娘腔，所有頭纏頭巾的阿拉伯人不是石油大亨就是恐怖份子，還有所有菲傭都叫作瑪麗亞時，這到底是閱聽眾有問題，還是媒體有問題呢？刻板印象容易塑造，但值得重視的是隱藏在刻板印象背後的誰受益與誰受損的嚴肅課題，因此寄望媒體應該深思使用化約詞彙指涉報導對象的媒體再現問題，請慎選新聞報導內容的指涉詞彙吧。

選民成熟了，那媒體呢？ 2008.03.29

2008-03-30T05:14:00.001-07:00

今年總統大選終於結束了，過程雖紛紛擾擾但卻還是平和落幕，有人說台灣的選民成熟了，選舉過程中不再激情地被藍綠選舉伎倆所愚弄或操控，是這次選舉最大的收穫。不過回想選舉歷程，筆者想問的是－選民成熟了，那被視為台灣亂源的新聞媒體是否也跟著成熟了嗎？

選舉期間，新聞媒體雖然充斥著藍綠競選宣傳報導，但恐怕最精采的還是每天晚上的那些名嘴開講節目，保證當天任何雞毛蒜皮小事都可以被他們渲染成藍綠大對決，其危言聳聽之本事絕不下於兩個競選總部，如果往好處想，看名嘴的激情演出已成為部分台灣民眾下班後休閒娛樂的主要選項，但如果往壞處想，其實他們正是激化台灣顏色與族群對立最大的催化劑，四年前如此，四年後還是如此！理論上，普遍受社會敬重的學者專家應該是國家的公共財，其重要職責在為國家發展導引正確的思維與方向，但現在這些人卻變成媒體創造收視率的商品，每家新聞媒體靠著這群名嘴們吸引各自設定的閱聽眾，進行收視率爭奪戰，所以這些「商品」必須要有明確的商品性格與市場定位，導致名嘴們對媒體雖有聚集收視率爭取廣告的貢獻，除非民眾懂得輕鬆看待，不然電視名嘴脫序的激情演出，即可能成為台灣激化顏色與族群對立的幫兇，變成台灣亂源中的亂源。

其次，四年前總統大選時媒體的惡績還包括選情報導過程的灌票行徑。今年為了監督媒體的灌票情形，筆者即利用這學期講授的新聞媒體概論課程設計學生監督媒體開票的作業，有四十九位學生加入監督媒體開票的行列，由學生自行分組監看各衛星新聞台及五家無線台的開票過程，從下午四點開始每三十分鐘紀錄一次電視畫面出現的得票數，結果發現，今年媒體開票還是不夠誠實。例如學生們發現竟然有四家電視台在4:04分即報出近百票得票數，其餘也大都在10分鐘內陸續開出票數，令大家很難想像到底全台灣有哪個投開票所這麼有效率，竟然能在投票結束後四分鐘內即可完成所有開票作業？如果真是如此，恐怕應該建議馬準總統敦聘這個投開票所的主管人員入閣，讓他掌人事行政局，保證全國公務人員行政效率一定大大提升！所以說，今年有灌票嗎？媒體好像自己都說沒有，但是－天曉得？

整體來說，今年選舉台灣的選民真的成熟不少，而透過監看電視開票，筆者也感覺到閱聽眾也成熟了。例如有學生告訴我，今年網路上有位部落客自行設計電腦程式，自動去電視台網站抓開票資料，只要電視台一更新票數統計，他的部落格都可即時提供各家電視台的開票數字，讓民眾能自行比較各台同時間開票數字的差異，相信其用意即在協助全民監督媒體的灌票惡行，真是位成熟的選民，也是位耳聰目明的閱聽眾啊！

如果民眾可以透過選舉分辨政黨對選情的操控而冷靜投票，如果民眾連監督媒體的媒體素養運動都可以有這麼高的認同度，再如果連落敗的民進黨都認為必須痛下決心檢討整頓，那麼台灣的媒體是否也應該立即作些什麼呢？

政府沒有理由不該反對置入性行銷

2008-03-21T18:45:00.000-07:00

由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傳播學生鬥陣於總統大選期間發起的「推動總統候選人承諾反置入性行銷連署」運動，日前公佈結果，即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簽署支持，但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卻未簽署，為這項活動留下遺憾。

這項活動簽署的內容為「於當選後的總統任期內，不再編列任何預算進行置入式行銷於新聞節目與新聞報導內，並加速國內相關法令之修訂，以杜絕任何形式之新聞造假與媒體言論控制」，面對這項新聞媒體基層勞工及媒體監督等團體維護新聞專業的卑微訴求，馬團隊的拒絕簽署是一件很難令人理解的舉動。

如果我們的政府能禁止各級機關進行置入性行銷，這樣一來政府各級官員便須勇於任事，站到第一線讓民眾了解政府施政重點，而不是只是隱身其後，總是一派輕鬆地利用大筆納稅人的錢去購買新聞與節目時段，去作一件原本就是政府應該做的事；二來也可以保障新聞媒體基層勞工免於老闆及長官的「迫害」，去從事違反其新聞專業倫理與專業意理的置入性新聞報導。

如果政府能反對或禁止置入性行銷，所有政務官就都必須深入了解其政策，然後站到第一線去解釋政策、捍衛政策，直接訴諸民意的支持，並接受媒體監督的挑戰，這才是有擔當的政務官，也才是人民之福、國家之福！台灣的政務官沒有擔當雖然不能直接怪罪於政府執行媒體置入性行銷業務，但應該有其連帶關係。試想，過去的政務官只須穿戴整齊去出席已經被置入的各類新聞節目或記者會而不怕被質問敏感性問題，而新聞界面對「花錢的大爺」，真的是討好都來不及了，哪還敢加以挑戰與質疑？因此政府大量執行新聞置入性行銷的結果，造就一群不用為政策負責的政府官員，因為只要有事就出錢買媒體，讓媒體拿人手軟，不敢盡監督之責，再來就是養成一群仰人鼻息的新聞媒體，逐漸使其失去監督施政的能力，不再是人民的看門犬，而變成政府的哈巴狗！

另外，如果政府可以禁止各級機關進行新聞的置入性行銷，這樣基層的新聞工作者就不必迫於為五斗米折腰的壓力，必須為老闆賺更多的錢而犧牲其專業理念，台灣也可藉此扭轉媒體一切向錢看與向政府折腰的惡質化現象，回歸到新聞專業，不再把新聞時段當廣告時段賣，以致力於監督政府的專業職責。

當然這一切不是政府反對置入性行銷就可以一夕達成的，但如果政府願意起帶頭作用，率先反對新聞與節目的置入，然後再加速制訂或修改相關法規，從禁止政與商的新聞置入做起，逐步杜絕媒體置入性行銷的不當行為，這對台灣民主社會的建構與新聞媒體的獨立自主都將會是功德一件，我實在不能理解這有什麼好不敢簽署或拒絕的？

候選人不要亂開膨風支票 2008.02.12

2008-02-11T23:19:00.000-08:00

選舉期間候選人開政策支票向來只是讓人相信有夢最美，賣的大多是未必可以實現的「美夢支票」，選民恐怕是認真不得，但如果候選人開的是不可能兌現的「膨風支票」，那這就應該加以譴責，像最近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所提出的「如果當選總統，將協助一貫道道親成立電視台」，這就是典型的膨風支票，實在要不得。

一貫道親可別當真
自2005年12月立法院通過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政策後，正式確立黨政軍等不當勢力介入廣電媒體經營都被視為是違法行為，但日前謝長廷在拜訪一貫道場時竟然作出若當選將協助其成立電視台的承諾，不知謝長廷是無知，還是知法犯法？謝陣營的幕僚怎會讓謝長廷講出這種有違法之虞的言論呢？筆者不願意指控這是謝陣營在騙票，但要提醒一貫道親們對此千萬不能當真。

面對膨風支票的質疑，或許謝陣營會解釋說，協助方式有許多種，但問題癥結在於如果謝真當選總統，請問他將如何協助呢？難道可以繼續用政治語言說「以個人身分」協助嗎？請問如果謝當選總統後，如何能有個人身分去協助一貫道成立電視台呢？難道是親自去幫一貫道寫頻道營運計劃申請書嗎？更令人害怕的是，如果謝總統是想說他可以指示、明示或暗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盡快或放水通過一貫道衛星電視台執照的申請，那此舉是視NCC這個獨立機關為何物？如果NCC不能從命，那這種競選支票又有何意義？筆者真的認真想過幾種未來謝總統可以協助的形式，但實在想不出有何協助良方。

視政府決策於無物
政府成立原住民與客家等族群電視台問題在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政策確立後迄今還有待具體解決方案，現在總統候選人再把宗教拉進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議題中實在不智。宗教與媒體的關係有點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明，政治與媒體則再複雜些，至於宗教加政治加媒體則更是複雜許多，絕不是政治人物可以簡單地說三道四或是隨意開膨風支票的。

因此一貫道是否會成立電視台，作為總統或總統候選人都可以給予祝福就好，但如果說當選總統後就可以「協助」其成立電視台，那不是不了解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的基本精神，便是視政府決策於無物，所以請候選人要開政策支票前還是要三思，千萬不能信口開河啊！

解嚴並沒有讓媒體更專業自主

2007-11-11T06:34:00.000-08:00

原刊載於：http://ban-lift20.blogspot.com/2007/10/blog-post_05.html

我的媒體實務工作經驗雖橫跨平面與電子媒體，但時間不算長，約有六年左右，不過工作期間剛好跨越解嚴前後，所以趕在解嚴二十週年，也來說說我對解嚴前後台灣媒體轉變的體會。

由巨觀角度來說，戒嚴時期政治力對媒體的另眼相對實在不必贅言，媒體高層對政治戒慎恐懼，特別是政治相關事件報導總動輒得咎；但從微觀的角度，我的觀察是，當時媒體基層工作者大多還算能心懷理想，秉持對媒體專業角色的認知與突破政治箝制的心態，雖然常在夾縫中求生存而備感辛苦，有時也會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整體來說，從事新聞工作還是會有著些許作為媒體人的驕傲與的成就感，或者說，至少對得起自己的專業，也獲得社會的尊重。

例如，當時許多黨外雜誌揭露的政治內幕與秘辛，有許多是報社新聞記者匿名撰稿的，當報紙沒有報導空間時，當時新聞工作者基於媒體天職還是會處心積慮的去找出口，除了是媒體人的反骨本質外，總還是一種對新聞專業的堅持吧！

解嚴以後，政治力對媒體的影響力逐步淡去，甚至還明訂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的條文，就是希望政治力不再干預媒體，期待台灣媒體營運更專業、更民主。但事實呢？當台灣政治力逐步退出媒體後，資本主義的商業邏輯逐步取代極權主義的政治邏輯，成為當今台灣媒體的主導力量，即使是政治力也轉化成經濟力（成為購買廣告與節目的廣告主）間接介入媒體運作。

從新聞專業的角度來看，我總覺得戒嚴時期的媒體比起商業營運的媒體要有尊嚴些。我的觀察是，戒嚴時期政治力在干預媒體時，大多總還懂得掩掩飾飾，深怕直接被人洞穿，而媒體老闆（官黨營除外）也多還能謹守專業份際，亦不敢太毫無忌憚左右記者，致使新聞工作者因此有些許迂迴與突破的空間。但反視當今的媒體運作，經濟力（如廣告主）與商業邏輯（如媒體老闆）則大剌剌的直接深入編輯台，成為媒體工作者奉行不二的圭臬，恐怕還真擔心旗下記者們不知道要利潤掛帥， Show me the money啊。

我覺得，現在受經濟力宰制的媒體似乎讓媒體工作者比在戒嚴時期還沒有尊嚴，還沒有專業，恐怕也還更不民主吧！因為解嚴了，我反而幾乎看不到有反骨的新聞工作者，敢出來與商業機制衝撞，多數聽到的說詞是願意與媒體共體時艱，這跟戒嚴時期依附政治權勢的媒體人有何不同？或許中肯點說，解嚴前後，媒體中依附政治或經濟權勢的人還是不少，但現在有反骨的新聞工作者卻大量消失了！

我看到解嚴後的現象是，台灣媒體並沒有更專業，也沒有更自由，媒體工作者也沒有更有尊嚴。我這麼說並不是在胡枉緬懷過去，也無意頌揚戒嚴有何優點，我只是想藉此反省，如果在過去面對不僅會丟掉工作，嚴重甚至會殺頭的政治箝制，當時的媒體人都還能試圖在夾縫中找到媒體人的專業與尊嚴，但為何現今受商業邏輯掌控的媒體，卻可以讓媒體工作者專業盡失，尊嚴盡失，而還願意在這個被視為台灣三大亂源的媒體環境中繼續苟延殘喘呢？

但最後請容我再次提醒，我強調的是「比較而言」，並不是說戒嚴時期媒體就受到專業的尊重。嚴格講，台灣媒體在解嚴前後都沒有真正享有過專業民主與新聞自由，不過各界對新聞專業的敬重與媒體對新聞自由的實踐本來就是媒體自己努力爭取得來的，並不是天生自然得到的，因此我期待雖然解嚴了，但台灣還是需要更多有反骨的媒體工作者，戮力對抗各種企圖影響媒體的不當勢力啊！

絕不讓政府擁有媒體 2007.08.21

2007-08-21T07:41:00.000-07:00

當行政院新聞局表示有意設立「台灣國際頻道」來替台灣對國際發聲後，已然引發各界諸多的討論，其中最大的爭議在於，政府是否可以設置媒體？國際頻道若不歸屬公共廣電集團，是否違反《廣電法》？政府設置媒體是否有違黨政軍三退的精神？如果新聞局真執意如此，那麼民進黨政府則是自打嘴巴，因為黨政軍三退是民進黨從在野到執政長期在推動的政策啊！

或許當前社會各界認為，在2003年底當廣電三法修正通過後，現在只等台視正式完成官股釋出後，黨政軍三退政策便可算是大功告成。不過這樣說其實並不精確，也不正確，因為目前還有幾個廣電媒體，包括警察廣播電台、漢聲廣播電台，以及教育廣播電台等，都還依附在現行《廣電法》第五條「政府為特定目的，以政府名義所設立者，為公營廣播、電視事業」條文，准許公營廣電媒體得以設立的庇蔭下而繼續存活。

執政者主控公營媒體
嚴格來說，公營廣電媒體得以依法而存在，不也是一種准許黨政軍繼續掌控媒體的遺毒嗎？不也是違反黨政軍三退的精神嗎？立法院諸公不曉得知不知道，這幾年來他們一方面通過黨政軍三退廣電媒體的條文，但另一方面也還繼續在同意行政院編列預算給公營廣電媒體啊？前述這些公營媒體即是政府媒體，其所有權與經營權都還是由執政者主控，與公共電視歸屬立法院監督的公共媒體模式全然不同啊！

根據報載，新聞局長謝志偉強調，這個國際頻道不會是「政府的」，也不具官方性質，政府只是主導催生，最理想的狀況是成立獨立的電視台，有完整的硬體、內容與人才。

在經過謝局長拐彎抹角的形容「台灣國際頻道」的屬性，但這頻道到底是什麼模式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型態？相信許多人還是有聽沒有懂！話說回來，如果前述三家公營媒體可繼續存在，那新聞局若據此法條去成立「台灣國際頻道」，這是否會有適法爭議，恐怕還有得吵啊！針對三退議題，筆者不僅主張黨政軍應該全退，而且還要退得乾淨，如果公營媒體得以繼續存在，就證明了政府還是為其得以控制媒體而留有伏筆，也難怪新聞局還會想要繞過公廣集團而成立「獨立」的「台灣國際頻道」。

由公共廣電集團管轄
對於「台灣國際頻道」的設置爭議，筆者主張立法院應堅持「台灣國際頻道」，其設置與管轄權責應屬於由立法院監督的公共廣電集團外，各界也不要讓「台灣國際頻道」設置的議題，因藍綠總是對決而陷入困境。

其次，廣電三法修正黨政軍三退也已經快四年了，立法院諸公也該醒醒了，雖然《廣電法》整併案尚未正式完成，但其實可以盡快再修《廣電法》第五條，趕快把公營媒體這種讓政府合法介入廣電媒體的遺毒做個徹底的解決，以免永遠尾大不掉，讓公營廣電媒體成為執政者得以繼續掌控媒體的護身符！

置入性行銷：爭議與解套 2007.7

2007-07-13T18:47:00.002-07:00

四類置入行銷有三類應該禁止

(原文刊載於目擊者第59期)

2005年前行政院新聞局長姚文智，在一場由中華傳播學會舉辦的研討會中公開說明，從2003年4月到2004年4月，以及2004年9月到2005年8月，共兩次政府媒體通路集中採購案將近20億的預算中，部分經費是用來進行媒體(包括節目與新聞)置入性行銷。

事實上，早在姚前局長公開說明之前，媒體置入性行銷已是廣告界慣用手法，只是因為政府透過媒體通路集中採購結合置入性行銷的策略，引發爭議，被在野黨逮到機會以此批評執政黨花納稅人的錢收買媒體，才成為熱門話題。

由於廣告訊息都有著誇大或正面肯定商品優點的特質，因此閱聽大眾面對廣告時，都習慣用一種質疑的態度面對廣告傳達的訊息內容；但是閱聽眾面對新聞資訊時，心情不同，通常閱聽眾都願意相信新聞報導所傳達的訊息，都是正確且對閱聽眾有益，因此大多採取接納並且相信的正面態度。

正因為閱聽眾面對廣告與新聞時採取的防衛機制有這麼大的差異，導致越來越多的媒體廣告購買公司喜歡將廣告預算用在節目與新聞的置入性上，政府在購買

媒體推展政策時，當然也不會例外，這也是為什麼置入性行銷越來越興盛的原因。

如果媒體置入性行銷是廣告代理產業重要的廣告手法，那它的問題到底在哪裡？廣告界推行媒體置入性行銷，何錯之有？簡單來說，媒體置入性行銷最大的問題在於主其事者蓄意操弄訊息的呈現方式，讓閱聽眾接受或相信其訊息內容的真實性，嚴重來說就是欺騙閱聽眾。所以，偶像劇中的男女主角都用同款手機，喝同類飲料，企圖透過偶像魅力說服迷哥迷姐們購買同樣商品；或者，在新聞報導中不斷宣稱新款名牌包包上市已造成搶購熱潮，提醒閱聽眾要買要趁早等等，這些都是媒體置入性行銷常見的手法。

雙重標準：商品置入有罪，政令宣導無罪

除了前述可能被認為是過度嚴厲指控欺騙閱聽眾的「罪名」外，根據新聞局在2001年頒布的「節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中明訂，有16種媒體置入型態是違反規定的，例如節目中推介特定商品使用方式、效果，不論有無提及該商品名稱(第15條)，都被視為是節目廣告化，這項認定原則即是宣告將商品置入節目當中，是一種違規行為。

由於近年政府政令宣導置入媒體的預算越來越龐大，現行規範卻無法顧及政策置入的爭議，使主管機關在取締媒體置入性行銷行為時，越來越像「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因此新的主管機關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便有意研修節目廣告化規範。不過，由於這項研修案涉及層面相當複雜，且某些規範有其窒礙難行之處，因此雖已召開公聽會，但研修法條似乎還躺在通傳會裡，不知何時才能見天日？

撇開法規問題不談，如果簡單將置入性行銷策略呈現的媒體內容型態作分類，大致可以分成四種：第一種是政府政策置入節目內容；第二種是政府政策置入新聞報導；第三種是商品置入新聞報導；第四種是商品置入節目內容。

基本上，我認為政府不應編列任何預算進行媒體置入性行銷，包括節目內容與新聞報導，也就是應明文禁止前兩種媒體置入型態。除了違反相關規定外，政府進行媒體置入也容易有利用預算收買媒體之嫌。例如，當台灣發生SARS、禽流感、ETC、高鐵等攸關民生的事件或弊案時，民眾只能仰賴與期待大眾媒體幫全民監督政府，但政府卻可能因為手握媒體置入的預算，花大把經費購買媒體節目與新聞進行政策宣導，甚至用以掩飾錯誤的施政。

「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台灣最大廣告主」

同時，由於媒體廣告市場衰落，諸多媒體選擇自毀立場，放棄監督天職，爭先搶食政府置入行銷預算，使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台灣最大廣告主。所以，只要政府花大把納稅人的錢，堵住理應監督政府的媒體的嘴，媒體考量拿人手短後，放棄監督職責。如此政媒關係，我們納稅人如何能期待媒體會幫我們好好監督政府呢？結果倒楣的還是全國民眾，這就是政府進行媒體置入性行銷的「可惡之處」。

由於目前關於政府預算的相關法規，都沒有規範政府預算編列不得從事置入性行銷，「節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也僅對商品的置入行為有所規範，並未旁及政府政策置入的行為。當前要具體規範政府不得進行置入性行銷，我認為比較可行的方法是，採取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研究員廖淑君的建議，即「考量於預算法中，納入政府從事置入性行銷的規範，交由監察院監督，建議可以加入類似『編列預算不得用於置入性行銷，意指政府隱藏其是訊息提供者的資訊，將訊息偽裝成由政府以外或與政府無關聯者所提供』的規定」。

另外，比較有爭議但也比較有討論空間的是前述第三與第四種置入型態，即商品置入媒體。針對這兩種商品置入型態，我個人不贊同對商品置入媒體行為毫無限制。更嚴謹來說，我覺得對於商品置入節目，主管機關可以再集思廣益做更周延的討論與規範，至於商品置入新聞，我個人則是堅決反對。

新聞內容具備公共服務特質，不應容許商品置入

根據媒體本質思維，新聞的選擇應該是以公共利益為考量基準，媒體提供新聞應該也是基於公共服務，這是媒體作為民主自由社會基礎的體現；廣告則與新聞相反，屬於一種以商品銷售為目的的商業行為，考量的基準是企業利益，而不是閱聽眾及公共利益。但由於新聞內容具備公共服務的特質，原則上閱聽眾都願意相信其為真，且成為日常行為基準一部份，因此企業無所不用其極想把商業訊息矇混在新聞資訊裡，讓閱聽眾誤信為真，達到商品銷售的目的，這也是多數批評商品置入新聞者會認為置入性行銷是一種欺騙行為的主要原因。

其次，如果在新聞部門進行商品置入行銷，來自業務部門的「專案」與「業配」通知，或者是同集團企業的「必播」指令，根本不讓新聞工作者有機會可以依其專業判斷決定什麼是新聞，該播什麼，因為是「必播」，所以新聞考量是業務至上，獲利掛帥，這些都是不尊重且傷害新聞專業的行為。

因此總括來說，前三種置入性行銷都應該禁止，唯一有檢討與研議空間的只有第四種－即商品置入節目的置入型態。雖然我個人對商品置入節目的全面解禁還是有所保留，但卻支持可以再集思廣益讓法規更周延些，也好讓執法機關與企業廣告界等都有一遵循準則。

歐盟正面表列開放部分節目置入商品行銷，但須揭露訊息

有關世界各國對置入性行銷的規範，最近一件大事即是歐洲議會與理事會在今(2007)年5月翻修「無疆界電視指令」後通過「影音媒體服務指令」，其中有條件放寬置入性行銷規範。歐盟新通過的指令載明，置入性行銷原則上仍被禁止，但也以正面表列的方式開放幾種節目類型，包括：電影、劇集、體育、娛樂節目，但排除兒童節目。

不過，歐盟的開放政策還是附有但書，規定置入性行銷：不能影響節目內容與排檔的自主性；不能直接鼓勵購買產品與服務；不能在節目中過度呈現商品；以及觀眾必須被告知節目存有置入性行銷，如在節目開頭、結尾、與廣告結束後，向觀眾清楚揭露訊息。可惜的是，目前台灣主張追隨歐盟開放媒體置入性行銷者，僅極力強調歐盟的開放政策，卻不提但書的規範。

面對歐盟國家對置入性行銷規範的改變，國內媒體與廣告業者也在醞釀要求主管機關修改相關規範的訴求。如前所述，我贊同可以檢討我國商品置入節目的規範，但未必應與歐盟採取同樣規範。簡單說，如果開放節目類型採取正面表列，我會建議開放電影、體育、綜藝等類型節目，但不包括劇集(例如偶像劇與連續劇)，也應排除文教資訊性節目(這可參照金鐘獎節目分類)。同意電影的原因是電影首映在電影院，原本就比較不涉媒體置入的爭議(是不涉爭議，不是沒置入)，而非利用公共無線電頻譜的電視，因此可以不另行規範；至於體育，究其傳統根源即是企業贊助賽事的活動模式，整個球場包括運動員的服裝都是贊助商的商標等，因此在電視轉播時很難規範，不過倒是可以考慮規範攝影棚內的轉播現場，不宜有商品等企業商標出現，這點可以再作細部討論。

至於戲劇，我認為應該限制不得進行置入性行銷。如前所述，置入性行銷是一種傷害媒體專業性的作為，如果在節目裡面出現商品置入，只會扼殺創作者的創意專業，例如面對商品置入戲劇，導演不僅要隨時注意讓商品露臉，編劇也要想盡辦法讓商品成為劇中的「角色」。或許我的疑慮不會出現在歐美國家產製的戲劇節目，所以在歐盟規範中可以排除，因為歐美戲劇節目大概不會操弄到像台灣一樣，有時劇中家庭裡的冰箱全部擺滿同一種飲料，而且不時來個特寫鏡頭，三不五時還會讓男女主角再加句台詞說－只有喝XXX才最解渴！面對這種畫面與對白，我不知道觀眾會作何感想？如果是我，我是會瘋掉啦！嚴肅來說，我希望對台灣戲劇節目的商品置入有所規範，是因為我不信任台灣媒體業者會尊重媒體創意產製專業，以及會對應有的自律有所堅持；說穿了，我認為台灣媒體老闆會以賺錢為優先考量，要求編劇與導演隨時讓商品置入，而且越多越好，因為何必跟錢過不去。在這種思維邏輯之下，受害的當然又是閱聽眾，因此我建議應該維持戲劇節目不得進行商品置入的規定，除非等到業者有尊重專業與堅持自律的具體承諾。

最後有關娛樂節目，我同意可以放寬較狹義綜藝節目的商品置入規定，但除此之外，其餘如文教資訊性節目或歌唱音樂節目等廣義綜藝型態之節目，是否應該加以規範或如何規範，則可以再集思廣益，思考看看有無具體可行的規範模式。

總結來說，我認為媒體置入性行銷是一種傷害媒體專業，以及欺騙閱聽眾的行為，應該嚴加規範，不僅政府不得利用任何預算進行置入性行銷，企業的商品置入也應嚴格管制。對於被政策與商品置入的媒體內容類型來說，新聞節目絕對應該禁止，其餘節目再依其特質分類規範，以尊重閱聽眾收視權益為前提。目前NCC正在研修媒體置入性行銷相關規定，建議研修過程應廣納意見，並參酌如歐盟的國外規範案例，但也要提醒NCC，不能忽視台灣的媒體產製環境及媒體經營理念與歐美國家並不相同的事實，不宜全面跟隨他國的規範思維，而應因地制宜，採取適合台灣的規範模式，否則未來一定會讓主管機關與閱聽眾全盤皆輸，不可不慎。

解嚴後媒體生態大變 2007.07.12

2007-07-12T09:24:00.000-07:00

台灣解嚴將滿20年，如果要評論解嚴後台灣的媒體表現，恐怕只有「罄竹難書」（我指的是呂氏春秋的原意，而不是教育部長杜正勝的解讀）一詞可以形容，或者也可以用有聲的嘆息聲以及無聲的搖搖頭來表達吧！當有人一邊搖頭一邊嘆息說：「唉」，這代表什麼意思大概應該還算不難理解吧！

解嚴20年系列 4之2
解嚴20年，台灣媒體產業生態的變化與衍生的問題可以簡述如下。

媒體數量由少變多，但量的增加並未促進內容的多元，反而造成市場的惡性競爭：解嚴後，媒體市場類型由封閉的寡佔型轉變成為開放的競爭型，廣電媒體如此，印刷媒體更是如此。過去只有三家無線電視台，現在包括衛星電視在內，電視台數量超過160家，報紙更不用說，在出版法廢止後，發行報紙不再受任何限制，這些都是台灣媒體市場在解嚴後蓬勃發展的明證。

經濟力取代政治力
但是媒體數量的增加並沒有帶來媒體內容的多元，反倒是導致市場的惡性競爭！解嚴後，台灣有更多的電視台，但每台播出的內容都差不多，報紙的家數也變多了，但內容卻沒什麼差異，台灣閱聽眾現在所看及所讀，其實都跟過去差異不大。

另一方面，數量的增加卻造成媒體市場的競爭愈趨激烈，在廣告預算沒有隨之增加的情況下，媒體莫不無所不用其極的爭食廣告預算，惡性競爭成為沒有常規可循的手段，市場因競爭而引發任何光怪陸離的混亂現象都已經不足為奇。

掌控媒體的勢力由政治力轉換成經濟力，即從「打電話指示」變成「編預算來砸」：在戒嚴時期，政治力主控台灣媒體，不過由於受到新聞專業義理的召喚，當時媒體人大多還能發展出一種或有或無的對抗力量，因此即便政治力滲透媒體，但媒體內部還是會有回應與反抗的力量，或許力道不強，但某種程度上代表媒體人不輕易妥協的反骨。

但時至解嚴後迄今，主導媒體的勢力已經由政治力轉換成為經濟力，新聞專業與公共服務的媒體本質思維幾乎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營利取向，以獲利為核心思維，用句最通俗的話就是－Show me the Money！

簡單說，在戒嚴時期，政治力掌控媒體的手段就是「打電話」，任何一通來自警備總部、情治單位，或國民黨文工會等的電話，都可以讓報社總編輯或電視台總經理報哪則新聞，或不播哪個節目等，沒人敢不聽話。

新聞倫理已成絕響
但是現在時代不同了，打電話已經不管用了，現在流行的是「用錢砸」，政府、政黨，甚至是企業，只要肯花大筆鈔票就能讓媒體某些內容露出或不露出，因為現在的媒體都是見錢才會眼開，這也是置入性行銷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從打電話到用錢砸正凸顯解嚴前後控制台灣媒體勢力的轉變。

媒體專業義理由強變弱，管理人取代媒體人成為主導媒體的角色：當媒體經營被經濟力所主導，成為MBA的禁臠後，所有營運思維都以獲利為主軸，轉成媒體術語就是廣告（或收視率）掛帥，除非可以將內容轉換成可以賣錢的商品，其餘一切免談。

所以當前閱聽眾接觸媒體的經驗就是電視盡播些爭取收視率的灑狗血節目與新聞，而報紙廣告版面越來越多，甚至只要有廣告可登，新聞版面都可以拿來換錢，這時候媒體專業義理已經不再重要，所謂媒體是公共論壇，提供公共服務的論述都已經成為空談，新聞專業與倫理都已成為絕響，強調媒體社會功能與角色的說詞都只是學術殿堂裡精神訓話的口號，媒體已經從社會的公器轉變成市場的商品，所有媒體內容都是可以論斤計價，自由買賣的。

台灣媒體在解嚴後，其本質已經從文化轉換成商品，其主控勢力已經由政治力轉換成經濟力，社會責任與公共服務已經不再重要，獲利與盈餘成為媒體營運的主要考量，這就是解嚴後的台灣媒體生態與問題，面對這樣的趨勢，真的只能嘆息與搖頭吧！

情愛學分VS媒體學分 2007.06.22

2007-06-22T10:56:00.000-07:00

近日媒體熱炒高中生必修情愛學分新聞，原因是預定在九十八學年度起實施的「九八課綱」決定將男女情愛列為重要課程。整體來說，高中課綱修訂能體認年輕人的需求應該不是壞事，不過卻未聽聞會將目前台灣亟需的媒體素養教育列入，讓筆者對未來台灣公民社會建構與國家民主發展感到極度憂慮。

《天下雜誌》調查發現台灣媒體名列三大亂源之一，而藍綠對決與族群撕裂等亂象，媒體更脫離不了關係。雖然多數人談起媒體的表現，無不搖頭嘆息，但結果還是報紙照買，電視照看，永遠脫離不了媒體的魔咒，導致面對媒體亂象的無奈與無助已成為全台灣民眾的集體焦慮，原因正是民眾無法透過其與媒體的互動找到兩者間正確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說，多數人不能了解大眾媒體存在於現代社會的角色與功能為何？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的公民，民眾不了解他個人與媒體間有何關係？他應該如何與媒體互動以影響媒體？

美國從小學列入教材
這些其實都不是高深難懂課題，難解的原因是台灣民眾從小的學習歷程中就沒有個知識課題是與認識媒體有關的，雖然接觸媒體已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卻沒有能力去反思媒體的問題，使得媒體在缺乏對應監控的力量後，逐步演變成為當前無人能駕馭的恐怖惡魔，究其原因，都得怪教育機關至今未能體認媒體素養教育對公民社會的重要性。

資料顯示，美國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有認識媒體的課程，主要是美國社會深切體認穩健的民主政治發展與健全的大眾媒體制度息息相關，因此才會在小學教育裡設計媒體素養課程，以建構現代公民對於民主社會中大眾媒體角色的正確認知。而媒體素養教育的積極意義可以從一件發生在美國的媒體事件看出。話說幾年前，流行音樂歌手珍妮傑克森在超級杯足球賽中場表演節目中，突然扯下胸罩露出半邊乳房，而這個畫面在電視直播的情形下，讓數以千萬計的觀眾親眼目睹，結果一個月內，美國主管廣電媒體的聯播傳播委員會（FCC）共計收到50萬通電話或郵件表達抗議並要求懲處電視台的訴求，最後FCC作出罰款55萬美元的決定。

應推動媒體素養課程
其實這畫面同樣在台灣的電視台播出，據當時側錄監看媒體內容的新聞局統計，某電視台竟然在當天播出這畫面超過百次，但卻幾乎沒有觀眾打電話到新聞局抗議或要求懲處，不知這是因為台灣觀眾對不當畫面的接受度比較高？還是因為早已被光怪陸離的台灣媒體內容訓練得見怪不怪呢？我想這正是媒體素養教育的問題，台灣民眾不知道他自己與媒體的關係，以及不了解該如何去與媒體互動，因此媒體雖作為監督政府的第四權，但同時也成為無人可監督的無冕王。

如何讓民眾了解大眾媒體在民主社會的角色與功能，以及建立現代公民與大眾媒體正確的互動關係，這些都亟待教育主管機關積極去推動媒體素養教育才能達成。如果國人還是擔心台灣會繼續陷在藍綠對決與族群撕裂的泥淖中而找不到出路，筆者衷心認為唯有教育部願意推動將媒體素養課程加入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綱中，才會有解套的可能，否則沒有健全的媒體機制，就一定不會有健全的公民社會，更不用談什麼經濟發展與民主自由了！

從「星光大道」到「電視大道」 2007.06.06

2007-06-06T10:26:00.000-07:00

「你們看過超級星光大道沒？」最近在學校上課時，我偶爾會問問學生們這個問題，但這不是在做收視率調查，而是想知道他們對這暴紅電視節目的看法。目前這節目已進入最後淘汰賽，不僅網路網友們尬得厲害，連電視收視率也屢破紀錄，據報載上周五最後歌喉戰收視率已經突破7.17，恐怕已經超越絕大多數八點檔連續劇了！

近日討論節目成功之道或報導參賽者的相關內容已經太多，不必在此重複，筆者想探討的是《超級星光大道》節目成功背後，所反映出來值得深思的台灣電視生態議題。

首先，這節目的成功其實凸顯出一個很殘酷但不得不面對的事實－－無線電視（或者說電視）已經不再是優勢媒體。如果不是這節目的忠實觀眾，一般人可能很難理解這節目怎會紅成這樣？沒有大牌，沒有明星，有的只是一群頗會唱歌的愛哭鬼（我沒有不敬，粉絲們不要罵我），感覺好像沒有可以暴紅的節目元素。

藉網路爭取收視率
但是現在這些都已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節目的成功，正是節目內容經由網路密集傳散進而反攻爭取電視收視率的實例。網友們對此節目的關注與投入絕對不是一群只看電視的「老」觀眾可以的理解的；或者明白些說，日後的電視節目，特別是針對年輕人的節目，絕對不能忽略網路媒體的驚人宣傳效果，而《超級星光大道》的成功正可證明網路已經可以與電視並駕齊驅成為大哥級媒體。

其次，忝為公視監事，筆者要提醒（也是勉勵）一直致力於尋找既符合公共價值且具收視優勢的節目的公共電視台，《超級星光大道》的成功可以成為公視製作年輕人節目一個很好的借鏡。我從來不認為，公共電視只能唱歌劇、跳芭蕾或彈鋼琴，像《超級星光大道》這樣既符合公共電視提供公共服務的宗旨，又能滿足年輕人的需求，並能與年輕人互動的節目內容，真的很難得，希望一直缺乏年輕收視族群的公共電視台可以確實參酌以積極擘畫。雖然收視率不是公視製播節目的優先標準，但可以既叫好又叫座，又何樂不為呢？可惜王偉忠製作這節目時沒有優先考慮提供給公視，但或許這不是王偉忠的問題，應該是公視該檢討的吧！

最後的意見，是想對台灣電視節目產製者說的，請大家不要再批評說，從收視率調查來看，台灣觀眾的水準只會欣賞像《霹靂火》那樣的八點連續劇，或者是不斷潑水、砸蛋糕的綜藝節目，但卻從來不願意認真去思考如何製作真正滿足觀眾需求的節目。現在《超級星光大道》收視率破七，應該可以給這類電視製作人一些反思的機會吧！如果說這二十年來，觀眾還是愛看王偉忠的節目，那有一種可能就是王偉忠實在太厲害了，能讓觀眾對他愛不釋手；但另一種可能就是，而是台灣電視二十年來根本沒有絲毫的進步，才會讓王偉忠予取予求！因此很難說《超級星光大道》的成功到底應該視為是王偉忠的勝利，還是代表台灣電視界的悲哀？

Nation is being torn apart by media bias

2007-06-05T18:23:00.001-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Monday, Apr 12, 2004 Taipei Times

Who is it that is tearing Taiwan apart? If one asked this question during the election, one was certain to be painted either blue or green. With the election over, I still want to ask who it is, really, that is tearing Taiwan apart.

Based on the election outcome, it is very hard to assert that ethnicity lies at the center of the problem.

What really is tearing Taiwan apart i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media -- television in particular -- is the main culprit in this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almost every TV station, which of course should be objective and fair, held to its own opinion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 This situation was worst among the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 when one station aired pan-blue content, another station immediately aired pan-green content. And when the loser claimed that the election was unfair, partisan terrestrial stations immediately transformed into live news stations. Not only did they suspend all other programming, but their news programs also became filled with indiscriminate criticism. Government-friendly TV stations immediately struck back.

When a TV station holds an unambiguous opinion, people of the same opinion flock to that station, causing viewer ratings to go up. TV stations then start attracting viewers according to their political beliefs, instead of according to age groups.

A particular phenomenon during the election was that as soon as people returned home, they turned on their TV sets only to look for news and political programs conforming with their own ideologies. The radical contents of these program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ir own position, forming a confrontational political mindset. Thus, if we now ask a pan-blue supporter which TV station is more fair, he is certain to say China Television (CTV), and if we ask a pan-green supporter the same question, the answer will be Formosa Television (FTV). These two stations were also among the three stations with the highest viewer ratings on election day, which is evidence that Taiwan really is being torn apart by the media.

When the media are transformed into a profit-based commodity, viewer ratings and advertising profit become their main management indicators. Traditionally, TV stations' market seg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programming have focused on age groups. For example, programs with stars focus on young people and programs with local color compete for the middle-aged and older market. But how do you target news programs?

The news media have discovered that ideology is the main tool for segmenting the viewer market. In their hunt for viewer ratings, they disregard the question of what the media really are and use ideology to compete for viewers. The result is that pan-blue supporters watch CTV and pan-green supporters watch FTV, thereby planting the seeds of division.

These confrontational political ideologies are spreading with the media's vicious strategies for gaining market share. As a result, ideological political confrontation has increased, reaching its highest point during the election and tearing Taiwan apart in the follow-up. The biggest victims of the media's wilful tearing-apart of Taiwan are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society. The biggest winners are the media, with their soaring ratings and high profits.

I condemn the media's evil division of Taiwan. However,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 media are being controlled by commercial interests, maybe the media's basing their management strategies on the pursuit of one-sided ideologies will make it clear that Taiwan needs media that are not manipulated in this way.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Media must stop trying to beguile audiences

2007-06-05T18:19: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Friday, Jan 28, 2005 Taipei Times

Since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on Jan. 1 rearranged all the cable TV channels into several categories in accordance with program characteristics, tune-in ratings for news networks declined by 24 percent. Consequently, broadcast news media have been racking their brains trying to figure out a way to win back viewers.

As a result of fierce competition, that networks sensationalize the content of their news reports is nothing new.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news networks have developed three methods to attract higher ratings. First, news channels have indulged in covering stories about betel nut girls, exotic dancers and scantily clad ladies, and give extended coverage of young ladies wearing skimpy costumes or swimwear.

According to the management of one news channel, the strategy of selling sex is effective in boosting the ratings, and is now being used by various news networks. No wonder the news coverage of computer exhibitions held in Taiwan have focused on the sexy models posing coquettishly next to new products rather than the products themselves.

Second, now that the sexy bandwagon has swept across the nation, viewers will sooner or later find it tedious. The quick-witted news channels, therefore, have switched the direction of their reporting and appealed to viewers by producing so-called "exclusive" news reports. The idea may tempt the viewer flipping through the channels to pause and view the "exclusive" coverage -- filled with distorted or exaggerated content -- and with the word "exclusive" appearing prominently on the screen. These are little more than gimmicks used to lure viewers.

No matter how "exclusive" the news report is, many viewers are attracted simply because of the word "exclusive," so the strategy is successful in nudging up ratings.

Naive viewers seemingly still cannot see through the "exclusive" gimmick, and thus, the ruse is still being used by the majority of news networks.

Third, the news channels have recently started employing fear as a strategy to attract viewers. For instance, during the nation's typhoon season, news channels would repeatedly stress that an approaching typhoon was the strongest ever to hit the nation, and the anchorperson would remind viewers to stay tuned for the latest updates.

Furthermore, news channels would either interview astrologers or fortune tellers and ask them to give apocalyptic and catastrophic predictions that would frighten people.

Although these scare tactics are still in what appears to be a trial period, news networks have found it even more useful than the "exclusive" gimmick, especially after torrential rains hit the nation and the tsunami devastated much of Southeast Asia on Dec. 26. It is likely to be widely adopted by most of the news networks.

Commercial new networks pursuing ratings is unavoidable, and it is not practical to demand that they stop this practice. To win favor with viewers, news channels should enrich the content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ir reporting rather than continue to adopt more outrageous ways to deceive viewers in an attempt to boost ratings.

The public will eventually see through their tricks, so this strategy will not work in the long term. Time will tell if the proprietors of media outlets will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issue and stop duping their viewers.

TRANSLATED BY DANIEL CHENG

State ads replace professionalism

2007-06-05T18:17: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Wednesday, Jan 17, 2007 Taipei Times

`Perhaps the FSC chairman's willingness to meet the media to explain policy will enlighten other government leaders and cause the public to demand that they toughen up and face the media instead of wasting taxpayer dollars on advertising.'

A friend living in the US once asked wh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pends so much money on paid advertising every year.

I couldn't immediately think of an answer to give him, so he provided one himself.

"There would be no need to waste government funds on media space and time if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professionals capable of facing the media to explain and defend their policies," he argued.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is, in other words, that Taiwanese officials lack professionalism and are incapable of defending their policies in person.

I was reminded of this exchange after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s (FSC) takeover of the The Chinese Bank (中華銀行) was question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became a source of public alarm.

FSC Chairman Shih Jun-ji (施俊吉), whose resignation was accepted by Premier Su Tseng-chang (蘇貞昌) on Friday, had gone to daily press conferences explaining decisions and the progress of investigations to the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public relations management, the FSC's approach followed government policy principles, and the fact that the chairman personally came out to explain what was happening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edia that wanted access to leading officials.

From this perspective, Shih is an uncommonly responsible government leader.

He differed from past leaders who instead have wasted government funds on media time and space to avoid blame because they were afraid of meeting the media to address public doubts over unclear decision making.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FSC's behavior during this period has been commendable.

My friend told me that when the US was hit by mad cow disease, leaders of US government health agencies immediately called press conferences to answer questions personally and in a knowledgeable and professional manner.

Then, for several weeks after, press conferences were held continuously by officials to explain possible problems and how to prevent those problems from arising.

Anyone who wanted to know more could get first hand information from government officials via the media.

He said he had never seen the health authorities buy advertising time and space, and that this instead helped calm the public and avoid any possible panic.

But what do our ministers do when something major happens?

Do they or their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go to the media to explain the details to the general public or is their only thought to buy media time and space instead of meeting the press to explain and protect their policies?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spent well over NT$1 billion (US$30 million) on media time and spac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Because advertising has been declining, many media outlets have given up on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monitor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compete for its advertising dollar. This has turned the government into the country's biggest advertiser.

Preposterous as this may sound, it serves to highlight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ism and responsibility am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long as incapable government officials use taxpayers' money to line the pockets of media organizations, the media will feel indebted and neglect its duty to monitor the government.

The big loser is the public.

This is why it is such bad practi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buy media time and space.

If the financial turmoil set off by the run on The Chinese Bank (中華銀行) could have any kind of positive effect, maybe it would be this: Perhaps the FSC chairman's willingness to meet the media to explain policy will enlighten other government leaders and cause the public to demand that they toughen up and face the media instead of wasting taxpayer dollars on advertising.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The media watchdog is not a toy for politicians

2007-06-05T18:16: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Friday, Aug 05, 2005 Taipei Times

In the recent spate of reports and commentary on the media, the general conclusi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sh ahead with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and this will somehow make the chaos that afflicts the media disappear.

This is a failure to see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In the current confrontatio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whether the pan-blue camp or the pan-green camp's version of the necessary legislation to set up a commission is passed, it will still be a disaster for the future of the media. If the two political camps do not abandon their confrontational policies and start laying out long-term plans for the media, even 10 commissions wouldn't make a difference.

The fact that the bill to set up the commission is currently languishing in the legislature cannot be solely attributed to the government's ineptitude or the blue-camp's stubborn and unreasonable opposition. Both are responsible, despite the buck-passing and hypocritical attempts to appeal to the voters.

The government's proposal is modeled on the US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but downgrades its status. FCC commissioners are appointed by the US president and confirmed by the senate. Members of Taiwan's proposed commission would be appointed by the premier and there would be no ratification process, by-passing the legislature and any elective procedure.

The reason given for this is to avoid the snake pit of the legislature, which can be counted on to interfere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new commission. But this explanation is not convincing. If the commission is directly under the Executive Yuan, then how is it any different from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GIO)? Wouldn't it be in the same position that the GIO has recently found itself in over the non-renewal of cable television licenses for seven stations?

The current proposal for the commission might be a quick fix for ruling party legislators, but it is unlikely to do them any good.

In theory, the opposition should serve to monitor the governmen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but the pan-blue camp does not seem to understand the role an opposition party plays, and is only able to see itself as the "former ruling party."

Its only purpose is to fight for political advantage, and it cannot be counted on to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people. For that reason, its proposal for the commission is simply anti-government rhetoric. Instead of arguing for elected positions and insisting on greater supervisory authority to allow the commission to better perform its functions, it has simply opposed the commission on the grounds that it wants the membership to be based on party quotas.

To put the best possible spin on it, the pan-blue camp proposal could be called creative, but it is simply not practical. Party quotas for the staffing o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are little different from having the parties divide the presidential term between them depending on their proportion of the vote. This is absurd.

And if the commission's members are nominated by parties, then the commission will become a battleground for political capital. Commissioners would only have to fulfill their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rights of consumers and television audiences would fall by the wayside.

We cannot expect the commission to serve as a panacea for the nation's media, for whether the green or the blue version is implemented, both spell disaster.

I believe the public should demand its own commission, and not let the politicians get away with their shenanigans.

Translated by Ian Bartholomew

Be careful with media regulations and laws

2007-06-05T18:14: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Friday, Jun 28, 2002 Taipei Times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GIO) is planning to amend th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Law (廣播電視法) and to propose a "mass communication law" (大眾傳播法). In the current media environment, the GIO is perhaps on the right track. As the two measures proceed through the legislature, however, special attention must be given to certai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irst, amendment and integration of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broadcast media are not new ideas. The KMT planned to propose a "communication basic law" (傳播基本法) when it was in power. This is a worthwhile endeavor, but must be undertaken with recognition that all media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so that we can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medium, making distinctive regul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characteristics.

Ownership of the airwaves, for example, should be restricted, since they actually belong to the nation. It would be sensible to limit the amount of foreign capital, or to stipulate maximum shareholding percentages of foreign investors, who should not serve as directors or managers of media organizations. In terms of the management of terrestrial television and radio stations, the media's role of both serving the public and serving as public forums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contrast to the terrestrial TV stations, the nation's cable TV stations exist either in a monopoly or in a duopoly market. In drafting the law,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must strengthen the restrictions on each cable TV station's maximum market share, the protection of viewers' rights, and community services as well. Terrestrial and cable TV must be regulated differently because of their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cause it's unrealistic to ask the media to regulate themselves in today's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the GIO is drafting a new law to cover the industry. Using legal means, however, is never the best way to regulate the media. I would therefore urge the GIO to come up with other solutions. The GIO should think about regulations that will not violate freedom of the press. However, it should also encourage the public to establish a variety of monitoring mechanisms or consumer rights groups. This should minimiz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uch media laws, making other supervisory mechanisms the central plank of the supervision of the local media.

At a time when self-regulation of the media is not an option, and the law is not the best solution, it is only by encouraging other supervisory mechanisms that we can guide the media onto the right track.

TRANSLATED BY EDDY CHANG

Dishonest arguments threaten media idea

2007-06-05T18:13: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Thursday, Jan 10, 2002 Taipei Times

The Alliance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errestrial TV (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 has proposed nationalizing both Taiwan Television Enterprise (TTV, 台視) and Chinese Television System (CTS, 華視) in the hope that Taiwan might thereby create greater room for public debate. Careful analysis, however, suggests that there is precious little chance of that happening. People with ulterior motives have rushed to attack the policy in three ways, so much so that some media have even claimed that the issue of nationalization of media organizations is already dead.

Of the three forms of attack used by opponents of nationalization, the first is vilification. Scholars and experts who have advocated the policy have been dubbed "hack scholars" or "hired guns for the ruling party." Their motives have been questioned and the proposal vehemently opposed. All scholars and experts who support the idea have been painted as "pro-Chen Shui-bian" (陳水扁). The issue has thus been depriv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level platform for public debate. Such vilification tends to silence proponents of an idea and finally causes it to "disappear naturally."

The second approach to killing the proposal has been politicization. The strategy is to condemn every policy proposed by the ruling party as a ploy to consolidate the ruling party's hold on power. In the TTV-CTS issue, the nationalization idea is portrayed as the ruling party's excuse for postponing the withdrawal of political parties,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from media institutions.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ruling party wants to maintain its grip on terrestrial TV. Then, to rally opposition forces, suspicions are raised about the true motives behind the ruling party's policy. This strategy is also very effective. Some media have accepted the politicized argument. But what has been ignored is that a consensus exists on the withdrawal of political parties,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from the media.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the two media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nationalized or completely privatized.

The third and final method of destroying the nationalization proposal has been sanctification. This means deliberately exaggerating the claims of nationalization proponents, before discrediting those claims with questions about details that supposedly prove the policy is not viable. In the TTV-CTS issue, opponents of nationalization have first deliberately portrayed the proposal as an intended cure-all for Taiwan's terrestrial television. Then, by arguing that nationalization cannot stop the vulgarization of TV programs, they have sought to prove that it is in fact no cure-all at all.

The problem is that nationalization is not aimed at tackling program content. Rather, it is meant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stemming from unreasonable ownership structures. That is why the Alliance has said only that it hopes TV program makers will strive to create programs that reach the widest possible audience. Until Taiwan's media has undergone a fundamental change, who can guarantee that nationalization will raise program quality overnight? If nationalization cannot do it, further commercialization certainly won't. But this is how the sanctifiers raise the goals of nationalization advocates to ridiculous heights only to go on to shoot them down by exposing that very ridicul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nationalization of CTS and TTV, I have come to believe that the best way to destroy an idea is to adopt the three-pronged offensive of vilification, politicization and sanctification that has been used against this proposal.

Translated by Francis Huang

Democratizing Taiwan's media

2007-06-05T18:12: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Friday, Nov 09, 2001 Taipei Times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has prompted a great deal of discussion over his expectations of the media, as propounded in his new book, expectations which have become generally known as "Chen's new middle road for the media." I would like to make a suggestion to Chen: The advocacy of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media ownership and the de-merger of media organizations is the new road that the media must follow. Let's tentatively call it the "new" new middle road for the media.

I want to remind Chen that anyone can have expectations of the media, but for a politician to do so is most inappropriate. Leaving aside concerns about encroachment on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nd looking sim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dia's role as a monitor of politicians, it puts the media in a difficult position when politicians trumpet their expectations of them.

This is precisely why, as the US attacks Afghanistan, the US and British governments beat very cautiously around the bush and only "suggest" or "remind" when it comes to the content of media reports, afraid of saying that they "place their hopes" on the media acting in a certain way. Chen should follow their example.

Let's move on to the substance of Chen's expectations of the media. He expects them to bring both bad news and good, which means that the focus of his expectations is on balanced content. Such expectations, however, ignore the fact that it really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media that determines its basic output. He reflects a preoccupation with whether or not content is balanced, but no recognition of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media in Taiwan.

Chen, in fact, should be no stranger to this topic since the white paper on the mass media that he published during last year's presidential campaign provides clear considerations and solutions. But he has probably been too busy with state affairs after being sworn in, and has simply forgotten about it.

Since he is now beginning to pay attention to media issues, I suggest that he, when he has time, once again flip through the white paper, since it contains a set of approaches that could help him in his conside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he media.

This means that Chen can still advocate that the media follows the new middle road, but not the new middle road which he expects to provide balanced reporting. It should rather be the "new" new middle road which I referred to above. (I hope the authors of the mass media white paper will forgive some borrowing of the better parts).

In other words, if the problems of the media are to be solved in their entirety, not only should balanced reporting be considered, but work should also be begun on the structure of media ownership. This means an attempt to rid media ownership of politicization and excessive mergers, which is what I call the "new" new middle road for the media.

The creation of a public TV group, for example, might form part of such a strategy.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facilitate a comprehensive solution to Taiwan's media problems. Otherwise, in the event of intervention by inappropriate external forces, it won't be important whether the media is reporting bad or good news, because the media's only concern will be who their master is.

Of course there is an element of idealism i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media, but don't we all live for a few ideals? The scholars and experts advocating the creation of a public TV group are not so naive as to believe that it will eliminate all the forces that inappropriately influence the media.

I believe, however, that their only hope is for all the forces attempting to influence the media do so in open competition. This will achieve the goal of public monitoring instead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where the public always has to worry about whose dirty hands are controlling the media.

If democratization of the media is an ideal, then shouldn't everyone be thinking about it? I don't know how difficult it will be for the DPP if Chen doesn't immediately implement his mass-media white paper, and if power changes hands in the future. Will they once again mobilize people to besiege TV stations, or encourage them to stop subscribing to newspapers?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Leadership shift would improve TV reception

2007-06-05T18:11:00.000-07:00

Chung Chi-hui and Chen Ping-hung 鍾起惠、陳炳宏

Thursday, Jun 29, 2000 Taipei Times

The public has long dema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relinquish their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TV stations. Despite the change in ruling parties, the new administration's logic in choosing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or the stations seems identical to that of the KMT -- the positions are given as political rewards. The new administration has failed to facilitate the forging of a healthy st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ill ownership of public television truly be returned to public control? Television in Taiwan is increasingly leaning towards powerfu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orces, but a wider range of viewpoints should be heard.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n oversight committee to review and reissue TV licenses.

The next th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is return ownership of TV bandwidth to the state. There are two main ways to distribute bandwidth while keeping control in state hands: auctioning off the bandwidth or doling out channels based on a committee vote. Regardless of the distribution, it should be handled by an independent public-interest commission that chooses qualified entities to run the channel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ensure the quality of shows by subsidizing programming that serves minority interests or by supervising programming. This is the policy of countries such as the UK, France and Germany. The distribution of channels to private operators may help to realize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V.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TV (台視) and CTS (華視) is not the way to balance the political parties' control of stations like CTV (中視) and Formosa TV (民視). In the future, digitalization will permit programming to go on broadband networks. This will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hortage of channels for public programming, but could risk owners monopolizing the broadband networks. It is still important, therefore,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gulate stations.

Theoretically, structural controls over the industry should have an affect on the content of shows, but the producers and viewers should in most cases remain the ultimate judges of program content. Regardless of whether a station is publicly or privately owned, program quality is the goal.

Program production is a highly specialized business. Most of the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s (公視) news and drama shows are still made using old-fashioned production methods, resulting in lower-quality programs than that of Japanese commercial television. This shows that a change to public ownership of stations will not of itself improve the low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the people working in these stations.

A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oadcasting industry reveals the marks of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control everywhere. In Europe, public stations were established before commercial stations were allowed on the air, yet the programming of the commercial stations is of a higher quality than that of public ones. This shows tha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industry does not necessarily drive down quality and also that public stations do not alone fully 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aiwan, station producers and managers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public interest, while viewers are used to low-brow programming.

We agree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should rationally regulate broadcasting resources and supervise operators. More debate is needed, however, for a consensus to be reached about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TV channels and the public service content of programming.

Chung Chi-Hu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journalism department of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 Ping-hu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onsumers' rights must be protected by the GIO

2007-06-05T18:07: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Thursday, Jan 11, 2001 Taipei Times

The controversy over amendment of the Cable Television Law (有線電視法) is intensifying. Currently, discussions are focused on cable subscription fees and the sharp exchanges between the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stress that talk about the legal amendment should be based o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media nature" of cable television. If all agree that mass communications media are the cornerstone of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are thus distinct from all other industries, an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o entrust the management of cable television media to the hands of conglomerates and foreign capital, or the hand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produce an answer to the current dispute.

Some may believe that the removal of Article 19 of the Cable Television Law, under which the ownership of cable company stock must be spread out, will facilitate a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cable operators. This is a matter for public debate, however. Unfortunately, the Legislative Yuan virtually "smuggled" through the amendment that removed the article.

The issue of who should be authorized by Article 51 to review subscription fees should also be analyz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media nature of cable television. If we all agree that cable television should promote community awareness, and local culture, then who should manage the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 is pretty obvious. Perhaps some think that as Taiwan is a small island, governance of which is affected by the presence of numerous local factions, placing management power within the hands of local governments would only strengthen local factions.

As the legislature has already approved the amendment, unless the Executive Yuan successfully has it overturned by requesting a legislative review, we can only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GIO) has the determination to enforce the law. The GIO should work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reas:

First, truly implement Article 21's anti-monopolization clause by adopting measures to verify the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of the cable operators.

Second, demand that the cable operators make public all their financial data and conduct effective financial audits of the cable operators.

Third, draft several fee proposals and authorize local governments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in accordance with individual situations.

In sum, mass communications media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industries. In drafting relevant regulatory policies, the government must consider the nature and the role of media. Just think, even media boss Rupert Murdoch had to relinquish his Australian citizenship and become a naturalized US citizen before acquiring the American TV network, Fox. How can Taiwan easily lift regulations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local cable televisions?

If we all agree that the interference of politic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arty interests in the cable TV industry has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then how can we allow business interests represented by the conglomerates to monopolize the cable TV industry?

In the past, the GIO failed to regulate matters it should have regulated and competed for the power to regulate matters in which it should not have meddled.

After the recent legal amendment, while I continue to feel pessimistic about the ability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GIO to protect consumers' rights and enforce the law, the GIO is our last hope now that the amendment has officially become law.

Keeping focused on a free press

2007-06-05T18:06: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Monday, Nov 26, 2001 Taipei Times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while inspecting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fice (GIO) some time ago, Louis Chao (趙榮耀) and four other members of the Control Yuan expressed a wish that, since they were worried over the "chaotic" media situation, the GIO keep an eye on it. The rol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media has been an issue of concern fo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and former president Lee Teng-hui (李登輝) and now members of the Control Yuan want their say as well.

In theory, there are three forces regulating the media.

The first is "self-discipline," which is the hope that all media will understand their special role and develop the capacity to critique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monitor the social climat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 all without fear or favor. This is the most essential media-regulating force.

The second force is "the discipline of others," which means the monitoring of media performance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ho can hold the media to the principles of journalistic ethics characterized in the last paragraph. This is something certainly worth pursuing, but is far from a reality at present.

The third force is "legal discipline," which refers to the regulation of media behavior through legislation. This is the bluntest of all regulating forces and unless it is absolutely unavoidabl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not to use it, as this force can and often is used to threaten press freedom.

If we consider the request by the gentlemen from the Control Yuan that the GIO keep an eye on the media, we'll find hidden issues concerning the rol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media that are well worth our deep consideration.

First all, if even members of the Control Yuan, representing the judicial branch, do not accept media behavior and believe that a stern eye should be kept on media outlets, there are two issues worth consideration.

One, if the people of Taiwan believe that an eye should be kept on the media, then the media should engage in earnest self-examination over whether its performance has deviated from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people. Honestly speaking, though, looking at the present performance of the Taiwanese media, it seems that they have neither the ability nor the will to engage in self-reflection, and so the request for media self-discipline appears impossible.

But the question arises, who should control the media if they are incapable of self-reflection? If it is true as GIO Director-General Su Tzen-ping (蘇正平) says, that unless it is illegal, the GIO really "cannot exert any control" because such an action would not only be seen as 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media freedom, it would also be seen as bringing democracy backwards.

This is a taboo that no GIO director-general would dare break.

Under these conditions, legal discipline is both impermissible and impractical.

Finally, there is the "discipline of others." On the surface, it seems as if the "discipline of others" is the most accessible method for regul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edia. The problem is, however, who are these "others?"

These "others" are social and academic groups that Su said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exert the monitoring force.

More these "others" are you, I and all reading and listening people. The problem is that even though social and academic groups are willing to come out and monitor the media, they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obtain widespread popular attention and support. This is because the public doesn't know or believe that it can exert this kind of influence. The social groups that today have the intent of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for the "discipline of others" therefore still stand alone, making "the discipline of others" a utopian force for regulating the media.

As there appears little hope for media self-discipline, or legal controls, we must place our hopes in the GIO to work for the wider public interest to come up with ways of encouraging or social and academic groups to initiate media regulation by "the discipline of others."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KMT should give up on TV fight

2007-06-05T18:05: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Wednesday, Aug 04, 2004 Taipei Times

As the result of a resolution by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s (GIO) broadcasting license review committee, the opera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run China Television Company (CTV) and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of China (BCC) have been thrown into a crisis. CTV has obtained a temporary license, and BCC is still awaiting a second assessment [of its license extension application]. The difficult question of how to resolve this situ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concern of both these party-run enterprises.

Finding itself in this difficult situation, I imagine that the KMT is feeling wronged, thinking that the regulations stipulating the withdrawal of party,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from the television and broadcast media offers a two-year grace period, and that there really is no reason for the GIO to apply too much pressure before these two years are up. In addition, the GIO has not been very aggressive in dealing with the abuses of underground radio stations, and the DPP government has rewarded Chiang Hsia (江霞) by making her president of China Television Systems (CTS). What right does the GIO have to complain about CTV and BCC?

If the KMT really is holding these grudges and is angry over the unfairness of its treatment by the DPP government, and now wants to try to play on these feelings to win public support by blaming the GIO and the government, I can but sigh and wonder why these two parties always are using the media issue to show how much worse the other party is, instead of trying to show how good they themselves are.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 GIO has the law on its side, the KMT really should give some deep thought to how it should go about winning public support, instead of criticizing the DPP government in an endless war of words.

Prior to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offered a public suggestion to the KMT that its candidate Lien Chan (連戰) call fo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to make the government take the first step in pulling out of television and broadcast media (Taiwan Television [TTV] and CTS), in which case the KMT would follow suit and immediately pull out of CTV. If Chen agreed, the KMT would win, since the DPP government would give up two stations for the KMT's one. Not only would the KMT come out a winner, it would also win public praise.

If Chen had disagreed, the two parties would keep their media outlets, but the KMT would also gain the initiative in the media debate. No matter how you look at it, the KMT would only stand to gain.

Maybe the KMT at the time thought these simply were the narrow views of some egghead scholar, and so the party took no action. With the election over, however, the KMT seems to be losing in every aspect of the media debate, and so I wonder what the enlightened people in the KMT think about my suggestion now.

Although the KMT-run CTV and BCC are now on the chopping block, they still have a chance to expand their attack by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to make concessions to gain further advantages. My suggestion is that the KMT immediately reorganize the CTV and BCC boards of directors, or set up independent management committees, from which they withdraw all KMT members.

And not only that: they should also invite just and neutral experts acceptable to all circles of society to serve as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and maybe even to take up top-level management positions. This would show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KMT's determination to immediately pull out of the television and broadcast media, and would win public support for the KMT. It would also give them ammunition to attack the DPP government by highlighting the government's mistake in rewarding people who helped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by appointing them to positions with control over media outlets.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GIO currently is holding the upper hand, I believe this is the only strategy that would offer the KMT the opportunity to move from defense to attack. However, if the KMT fail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and instead continues its war of words, I can think of no further line of action and would have no choice but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IO's immediate cancelation of all CTV's and part of BCC's frequency licenses. After all, it would mean that the KMT itself is giving up any and all opportunities to legitimately hold on to CTV and BCC.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TV viewers should use the phone to complain

2007-06-05T18:02:00.000-07:00

By Chen Ping-hung 陳炳宏

Wednesday, Oct 27, 2004 Taipei Times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GIO) called China Television Company (CTV) to issue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expressing concern over what it called excessively acrid remarks on Sisy's News -- a famous talk show hosted by independent Legislator Sisy Chen (陳文茜).

Such remarks could be seen as either significant or not. In particular, the uproar over the renewal of CTV's license just ended, and the December legislative elections are approaching. Things are especially sensitive at the moment, and media watchdogs ought to be careful.

Strictly speaking,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nterference with what happens in TV programs is really not a democratic norm.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thing irregular with the action the GIO has taken, this could lead to some loose talk.

It must be particularly cautious since the show is considered "anti-green." Concern without consideration will cause trouble. In fact, the GIO has been tarred with the brush of being concerned about programs critical of the greens.

Self-restraint, external control and the law can all be used to regulate media topics, but the law should be seen as the last resort. It is also not advisable to expect the media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self restraint. In the end, one has to rely on TV viewers.

My advice to the GIO would be to exercise caution when dealing with such political opinion programs. First, it is best to avoid sending out direct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like this. If this is truly necessary, the GIO can provide evidence of complaints received from the public -- such as the time the phone calls were made, the nature of their reaction and contact numbers -- and collect this information together to send to CTV.

It can also make a record of public reactions, and keep them as references for CTV's license renewal next time. Alternatively, if the public is somewhat reluctant to divulge personal details, the GIO could always inform them of CTV's toll-free service number, and get them to contact the station directly.

My advice to the public would be to make it a habit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to the media directly. Do not forget, TV viewing is also a consumer behavior, and every member of the TV audience is a consumer. If this is true for fee-paying cable TV viewers, it is also true for those watching the terrestrial stations, whose channels belong to the entire public.

Those who are unhappy with what they are seeing on the box have both th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to pick up the phone and tell the TV station which program they have a problem with. This is every viewer's right,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go through the GIO at all.

So next time when you see an inappropriate TV show, I suggest you get on the phone. The viewer, after all, is the most effective TV watchdog. For me, the ideal situation would be one in which, in the near future, the TV audience takes a few tips from US viewers -- who made half a million complaints over the phone when Janet Jackson's breast got more TV exposure than was warranted. I, however, am not that greedy. I would be happy if only 10,000 Taiwanese viewers made that call to complain about something they disagreed with one day.

If the media are to improve, we should not rely on government control, and should look instead to the direct supervision of viewers. Remember to call the media when necessary. The TV schedules in all newspapers have the phone numbers of the various stations' customer service lines.

TRANSLATED BY PAUL COOPER

不當購買新聞才是焦點 2007.05.22

2007-05-22T01:48:00.000-07:00

紛擾好些天的三立新聞台二二八專題畫面誤植事件，終於可望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NCC)作出懲處後落幕。雖然現在報導焦點都在罰款與上課，不過仔細研究NCC的新聞稿，我發現三立事件背後真正該面對與處理的問題─政府不當出資對新聞媒體內容進行置入，NCC並沒有被藍綠口水淹沒而有所感知的，感謝老天。

從三立二二八專題發生畫面誤植爭議以來，似乎整個事件同樣被化約變成藍綠又該對決，但除此之外，各界並未藉此深思與檢討政府出資對新聞媒體進行內容不當置入的問題。不過NCC卻能在處分中強調「研議盡速修法，明文禁止政府、政黨或企業以金錢直接或間接購買或置入新聞；在修法之前，各新聞台之新聞節目如接受委託、贊助或任何對價，應於報導同時明白標示或告知」，面對此事件還在紛擾不斷時，NCC這點決議更具意義，實在比叫人上課要高明許多。

不應編預算買媒體
筆者以為，質疑政府利用預算購買新聞時段與內容進行政令宣導的思維，並不是在說政府不能宣導政令，而是主張政府不應以編列預算的方式去購買媒體的新聞時段與報導內容；說白話些，各行政機關及其首長有義務也應該有本事利用各種場合與機會去宣導政令，讓新聞媒體主動來報導，勇於面對媒體進行政策宣導與辯護，而不是以編列預算的方式去收買媒體，這種期待媒體拿人手軟以善待政府，我想這才是政府出資去置入新聞媒體的真正用意吧！

建議NCC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再把研議中的節目（包括新聞）廣告化規範修正草案，再多方徵詢意見後好好修改，因為其實NCC上述的處分意見應該是勉勵自己的話，不然叫三立如何去「研議盡速修法」啊？

雖然置入性行銷規範議題真的有點千頭萬緒，不過可以概括分成四部分來分析：一是政策置入新聞、二是政策置入節目、三是商品置入新聞、四是商品置入節目。根據我個人的研究心得與意見，前三種都應該禁止，第四種應該還可以集思廣益去看如何規範，以盡速達到NCC的規範目標！對於前兩種置入型態，根據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研究員廖淑君發表「政府從事電視置入性行銷法律規範之研究」建議，「可考量於《預算法》中，納入政府從事置入性行銷之規範，交由監察院監督，建議可以加入類似『編列之預算不得用於置入性行銷，所稱之置入性行銷指政府隱藏其是訊息提供者的資訊，而將訊息偽裝成由政府以外或與政府無關聯者所提供』之規定」。

我同意這是當前可行的規範模式，值得NCC參考。至於後兩種，除第三種應明令禁止外，第四種雖然日前NCC召開公聽會被轟到臭頭，但還是應該趕緊再集思廣益作積極處理。

行政解釋權可規範
但在未修法前，建議NCC還是可以利用《廣播電視法》等相關法令細則條文的行政解釋權去積極作為，趕緊行文媒體要求「各新聞台之新聞節目如接受委託、贊助或任何對價，應於報導同時明白標示或告知」，更何況現在還有2001年頒布的「節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不必真的等修法吧！

嗆聲小弟與爆料立委 2007.05.14

2007-05-19T00:17:00.000-07:00

三月底TVBS報導黑道小弟舉槍嗆聲的造假新聞，不僅引發行政院與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的互相責難，加上民眾對媒體多方指摘聲浪的同時，電視媒體似乎展現出反省與自律的誠意，一時讓人以為台灣媒體自律有轉機了。

先爆再平衡難弭傷害
不過經過這幾天立法委員邱毅對總統女婿趙建銘信用卡的天天爆料，各家電視台似乎早已忘記才剛說過的自律與反省的話語，不僅再度卯起來猛報導，且對爆料內容有聞必錄，甚至甘願淪為他每日數爆的工具，盼望台灣媒體能懂得自律的期待可能又要落空了。

媒體報導邱毅爆料涉及新聞自由，新聞取材涉及專業判斷，筆者都無意討論，但想討論的是媒體對爆料資訊的處理原則。根據新聞採訪寫作教科書強調，純淨新聞報導的原則之一是，如果報導內容涉及不同或對立的意見，報導者應該提供雙方都有陳述意見的公平機會，這就是新聞採訪要求的「正反並陳」或「平衡報導」原則。

但反觀電視媒體如何進行平衡報導呢？多數是上午先讓邱毅爆料，稍晚甚至隔天再提供被控者的反駁說詞，行禮如儀來平衡報導，以此來搪塞自己成為爆料工具的指責。

但平心而論，這樣算是平衡報導或正反並陳了嗎？電視台能不能讓爆料內容與被指控者的訪談同時呈現，而不是兩者有時間落差的報導？對此，媒體一定會搪塞說來不及同時處理與呈現雙方的說法，但果真如此，那萬一爆料者的資訊是錯誤的，拖半天後再報導被控者的正確資訊，這樣算平衡嗎？

這讓我想起商界名人何麗玲曾在遭誣控時說過的一句話，她說她不能容忍有人在大街罵她，卻在暗巷道歉！媒體應該好好想想何麗玲這句話的意思，因為媒體這種先爆再說、事後再平衡的處理手法只會造成無辜者無法彌補的傷害。因此誠心建議媒體在處理爆料新聞的過程，如果無法同時取得被控者的回應時，就應該拒絕淪為工具，而對爆料者提出更多的質疑，要求提供更多的證據，否則媒體就應該有勇氣跟爆料者說「不」而拒絕報導，絕不該抱著「先爆再平衡」的搶先心態。

爆料者造假應被譴責
這種報導手法說穿了，媒體除了是搶快與怕漏外，其實只是利用正反並陳的平衡報導保護傘，而不想對錯誤內容負責任而已。新聞媒體與記者都不能忘記，新聞報導原則除了平衡外，「事實」更是最高準則，如果爆料內容不能被證實為真，理論上是不應該被報導的。

新聞實務界的前輩，以及傳播學術界的學者，現任教於世新大學的黃新生教授在其「媒介批評」書中指出新聞報導的原則，特別指明新聞報導的內容應該是「可以證實的事實」。

雖然筆者同樣在大學教授新聞採訪寫作課程，但課堂上我常不太敢強調這點，原因在於，要求新聞記者在極短的時間內，對所有新聞內容都要進行縝密的查證工作，實在有其實務上的困難度，但是對於習慣爆料或常爆錯料的「常業犯」，媒體則無權迴避這項規範原則，且更應對爆料者多些質疑，並強化查證工作，因為此時正確與事實絕對高於平衡的原則！

在各界撻伐TVBS造假新聞聲浪背後，我突然發覺媒體對嗆聲小弟與爆料立委的待遇差別何其大？其實不管是媒體造假還是爆料者造假，兩者同樣都應該被譴責，因此籲請電視業者深思爆料新聞處理之道，讓民眾對媒體自律能多點信心吧！

「嗆聲」新聞讓人瞠目結舌 2007.03.31

2007-04-20T21:00:00.001-07:00

當看到TVBS播出黑道小弟對著鏡頭耍槍作勢的舉槍嗆聲新聞時，我只能以啞口無言形容我當時的心情，而隔天爆出此新聞乃該台記者造假拍攝的真相時，則讓我瞠目結舌。面對台灣新聞媒體淪落至此，台灣民眾還能期待些什麼呢？真的很無言啊！

簡單來說，這則新聞的播出已經足夠讓TVBS媒體專業形象徹底破產了，對於事實的真相，如果TVBS再不誠實面對，此舉將對整體新聞媒體形象造成不可抹滅的傷害，因此TVBS應該體認到事況發展至此，已經不是發表書面道歉聲明，或該台總經理李濤在自家節目多道幾次歉就可以了事的，建議TVBS應該盡速讓所有相關人員公開面對社會質疑，除具體說明查證、處理，與懲處等決策過程外，並應公開檢討其新聞管控流程，以供各界檢驗，不然關起門來利用自家頻道發表書面道歉的做法，永遠無法取信於全民，也只會招致更多的疑慮。

造假非最後一次
其次，其他緊追播出這則造假新聞，甚至事後群起攻之的新聞媒體，在面對TVBS如此重大惡行，其實也不必五十步笑百步，甚至應該哀矜勿喜，因為你們真的沒有比TVBS專業到哪裡去！我建議社團主管機關應撤銷衛星電視自律委員會的立案登記，因為它們一直在從事與成立宗旨不符的行為啊！也要呼籲新聞媒體從此請不要再以自律為藉口，來擋主管機關的處罰之手，或堵閱聽大眾的譴責之口，這些都是自欺欺人，都在睜眼說瞎話！我真的可以「預言」，只要台灣媒體繼續追逐收視率、強調獨家、濫用爆料、漠視查證，這則舉槍嗆聲的新聞絕對不會是唯一，也不會是最後一則引起全民公憤的假新聞！

還有，那些面對台視釋股爭議顯得一派輕鬆，但對TVBS造假新聞卻窮追猛打的行政院官員們，這兩天其實大可不必在鏡頭面前淨說些嚴厲譴責的話語，因為如此做只會更讓人感受到，這些見獵心喜式的義正辭嚴，其目的只是想掩藏主管機關在台視釋股案荒腔走板的錯誤行徑吧！官員還是請多關心治安，特別是早已氾濫的黑槍問題，以及長期糟蹋台灣善良民眾的詐騙集團吧！

恐引發更多激情
最後，顯然處理電腦遊戲機Wii要比處理TVBS事件還要快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也應該趕緊給個說法，作出個決策吧！NCC可以不必隨激情起舞，但也不能以此為藉口而拖延。因為雖然各界應該給NCC處理的空間，但如果事證嚴重至此，NCC還在初犯或累犯的法律條文中打轉而誤判情勢，而不顧各界對立即處理此顯然已引起公憤事務的期待時，恐怕屆時只會引發更多的激情出現。提醒NCC，強調其為獨立機關行使職權時，千萬不要獨立於民意之外！

規範置入性行銷怎是反商 2007.03.24

2007-04-20T20:59:00.001-07:00

為具體規範日益氾濫的媒體置入性行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完成「節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修改草案，並召開公聽會聽取各界意見，但卻招來出席的媒體業者群起攻之，批評NCC有意規範置入性行銷係反商情結在作祟，還強調政府應尊重媒體新聞自由，萬萬不可管制新聞媒體的報導內容等等。

當天筆者代表媒體改造學社參加此公聽會，面對媒體業者公開指控NCC有反商情結，並倡言捍衛新聞自由的舉動，實在真是哭笑不得。首先我實在看不出來規範媒體置入性行銷與反商情結有何相關？嚴格說，媒體業者此舉有點像「打人喊救命」，因為我倒覺得問題癥結是媒體經營者有「反專業情結」，因為如果在節目裡出現商品置入，只會扼殺創作者的創意專業，不僅導演要隨時注意讓商品露露臉，編劇也要想盡辦法讓商品成為劇中「角色」；還有在新聞部門，來自業務部門的「專案」與「業配」通知，或者是同集團企業的「必播」指令，從不讓新聞工作者依其專業判斷來決定什麼是新聞，該播什麼，一切業務至上，這些不是反專業的情節是什麼？

向老闆爭取新聞自由
其次，媒體業者衝著NCC官員高唱新聞自由的舉動更讓我佩服。我十分同意，媒體挺身捍衛新聞自由係天經地義，也應義無反顧。不過我也想提醒新聞工作者，在向政府倡言新聞自由的同時，也要在業務部門向新聞部門下條子時，挺起胸膛向媒體老闆說－－我要我的新聞自由，不然公開向NCC嗆聲的舉動就太矯情了，不是嗎？

置入性行銷違反新聞專業與自主是無庸置疑的，而某種程度來說，NCC具體規範置入性行銷以排除不當商業力影響新聞產製，應有協助新聞記者捍衛新聞專業與自由的意味。但諷刺的是，原本應由新聞記者主動爭取的新聞自由與新聞專業，現在反而是要由政府透過立法才能獲得些許保障！台灣媒體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啊？

盼NCC抗拒業者壓力
回到規範置入性行銷這件事，從NCC提出的修正草案來看，難怪會搞得業者群情激憤，因為草案內容不是最該規範的沒有規範，不然就是把原先的規定修得更難具體執行。例如，當前媒體置入性行銷最大客戶就是中華民國政府，但NCC卻隻字不提；而增訂的第七條新聞報導規範，其法條內容卻又模糊不明，恐怕只會落得徒具條文無法執行；還有如企業贊助體育活動的節目內容如何落實規範也應是重點。

我個人支持NCC修法具體規範媒體置入性行銷，期待NCC能抗拒業者壓力而戮力貫徹，但也要提醒NCC，如果無法立即提出修正辦法，那就好好根據現行法規確實執行，因為我不覺得現行法規有太多窒礙難行之處，恐怕有無執行的決心才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吧！

其次，如果NCC無法擔負修法職責，那就請集思廣益吧，閉門造車再加開個公聽會就想解決問題的心態恐怕該調整了！

買通媒體無助政府形象 2007.01.13

2007-04-20T20:58:00.002-07:00

一位久居美國的朋友曾經問我，為什麼台灣政府每年要花這麼多錢去進行媒體置入性行銷？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他則提出答案說，如果台灣政府官員都具備政務的專業，也有面對媒體去說明與捍衛政策的能力，哪還需浪費政府預算去買媒體時段與版面來進行政策置入性行銷？所以當前置入性行銷問題的核心，就在台灣官員缺乏任事的專業能力，也無力親自捍衛政策！

金管會表現應肯定
我會突然想起這段對話，是因為最近見到中華銀行被金管會接管引發各界疑慮與社會不安，而金管會主委施俊吉則親上火線，不分周末與周間，一天連續幾個記者會，直接面對媒體親自說明相關決策與處理進度。從公關專業的角度來看，金管會的作法頗符合政府公關策略的原則，而主委親自出面說明，更能滿足媒體想親訪首長的職責需求，一兼二顧。

從這個層面來評論，施俊吉可算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少見有擔當的部會首長了；他不像過去諸多政府首長決策不明、敘事不清、事事逃避而不敢面對媒體與各界的質疑，反而只會花政府大把預算，去買媒體的新聞時段與版面，並藉此籠絡無格的媒體，以逃避各界的指責，這點金管會在這期間的表現應該是可以被肯定的。

這位朋友轉述說，當美國發生狂牛症恐慌時，美國衛生相關部門首長立即召開記者會，以相當熟悉業務的專業態度，親自回答媒體所有的問題，接著數周更持續安排各相關部門官員出面向媒體說明各種可能引發的問題與防範之道，所有想了解狂牛症議題的民眾，都可以透過官員對媒體的解說而得到第一手資料，從來也沒有見到衛生部門花錢去買媒體時段與版面進行置入性行銷，反而更能平息社會各界可能引發的大恐慌。

反觀國內，當台灣發生重大事件時，我們相關部會的首長在做什麼？是誰在媒體面前向社會大眾細說分明？是部會首長、公關人員？還是只會想花大把預算去買媒體，去置入，但卻不敢面對媒體解說政策、捍衛政策呢？

凸顯高官缺乏擔當
根據統計，過去幾年，中央政府花掉超過十幾億新台幣去購買媒體時段或版面，進行政策置入性行銷，而由於媒體廣告市場衰落，諸多媒體選擇自毀立場，放棄監督的天職，爭先搶食政府置入行銷預算，使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台灣最大的廣告主，這說來雖然荒唐，但不正是凸顯台灣政府高官向來缺乏專業與擔當的問題嗎？

只要無能的政府官員花大把納稅人的錢，去堵理應監督政府的媒體的嘴，媒體考量拿人手短，放棄監督職責，結果倒楣的還是社會大眾。這就是政府進行媒體置入性行銷可惡之處。

因此，如果說中華銀行所引發的金融弊端可以為政府與台灣社會帶來些什麼正面的影響，那可能就是從金管會主委願意直接面對媒體說明政策，而帶給其他部會首長的些許啟示，好讓大家以後都可以對政府首長們大聲的說—挺起胸膛面對媒體，不要再浪費納稅人的錢去進行置入性行銷啦！

請藍綠對NCC鬆手吧 2006.10.20

2007-04-20T20:58:00.001-07:00

行政院院會18日通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組織法》修正草案，明訂NCC委員由行政院提請總統任命，推翻現行委員由政黨推薦與政黨推派代表審查的規定。筆者認為，此條文若獲立院通過，將使現已宛如漸凍人的NCC立即成為陷入昏迷的植物人。

執政黨未記取教訓
由政黨推薦與審查而產生的現任NCC委員，已經大法官會議解釋為違憲而必須在期限內解職，此舉即宣告泛藍掌控的立法院所決定的NCC委員產生方式，明顯有立法權侵犯行政權之實。筆者原本還期待這項解釋案可以使朝野回歸正途，戮力思考如何使真正的獨立機關公正運作，不料執政黨卻沒有記取教訓，硬還是要把獨立機關收為囊中物，不知這是NCC的悲哀，還是國家的悲哀？

以目前立院態勢來看，藍委應該會全力反對此案，但令筆者擔心的是，若部分有過度大頭症的藍委心裡盤算，反正2008年以後藍黨即可執政，就讓此條文通過又何妨，因為屆時NCC還會是藍黨的囊中物，而同意行政院所提的方案，如此就如同拔掉植物人的呼吸器一般，將成為NCC致命的一擊。

因此面對藍綠各有盤算而互不相讓的僵局，筆者首先衷心建議執政黨應秉持行政與立法分立的民主政治基礎，回歸大法官解釋文的內涵，即行政院有提名權，立法院有同意權。如此，如果掌控國會多數的泛藍還是一昧反對，這就不是負責任的反對黨應有的作為，也應該受到全民的譴責，因為任命權都交到立法院手上了，而且退一步說，泛藍在立院已是多數，還有什麼反對的立場呢？難道真的要吃相難看的「整碗捧去」嗎？

政黨不應超越全民
其次，如果藍委對執政黨擁有委員提名權還是有所疑慮，建議藍委可將提名權作嚴謹規範，例如在NCC組織法中明訂行政院應依循普遍原則提名，不得在黨籍、性別、專業上有所偏失，其次再限制委員黨籍的比例，如同一政黨之委員不得超過四分之一，減低政黨的不當影響。

最後，請腦袋裡永遠只有黨派利益的政治人物，想想台灣還有許許多多非藍非綠的個人與團體，他們甚至比任何政黨更關心台灣通訊傳播的發展，而NCC不應是政黨的禁臠，政黨思維不應超越全民思維，因此委員任命除考量政黨比例外，也籲請提名者與任命者尊重台灣諸多公民團體的聲音，在政黨的考量外，提名公民團體代表成為NCC委員。

也就是說，行政院應該優先提名關懷通訊產業與傳播媒體發展的公民團體代表，例如消費者、弱勢、媒體監督、性別、人權等等民間團體，以平衡過度考量政黨比例的提名偏失，而立法院也應積極任命公民團體代表，使之成為未來NCC諸多敏感議題的折衝要角。

總而言之，衷心籲請朝野都對NCC鬆手吧！請執政黨善用提名權以廣徵專才，請反對黨尊重任命權以為國舉才，一起留給NCC有獨立行使職權的空間吧！

NCC委員應多看看電視 2006.09.01

2007-04-20T20:57:00.001-07:00

日前NCC（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第二次對違規電視節目開罰，與上次開罰數合計共有24件。這個數目看似不少，但究其開罰對象，幾乎都是資訊化廣告節目，但卻沒有一則是已經氾濫到不行的商品訊息置入新聞內容的廣告化新聞報導，有點避重就輕與本末倒置。

近年來筆者沒有一天沒看到廣告新聞化的報導內容，甚至無法忍受時還會去檢舉，但不知是哪個監管環節出問題，近期NCC兩次開罰卻沒有一則廣告化新聞。對此，不知道NCC相不相信電視新聞台都沒有廣告新聞化內容？如果不相信，請查查哪個環節出問題？如果相信，那筆者想請他們仔細看看電視新聞吧！

廣告新聞化程度氾濫
筆者從2002年開始即在大學通識課程中，請學生根據行政院新聞局頒訂的「節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以及廣播電視等法規，觀察電視節目內容有無違規，除要求學生打電話到電視台表達觀眾意見外，如果溝通不盡理想，則建議他們跟新聞局檢舉，據此作為學生媒體素養教育的實踐行動，結果歷來學生都反映廣告新聞化程度已經不是氾濫可以形容的，但很令人沮喪的是，NCC開罰的對象竟然沒有任何廣告化新聞！

在新聞局主管年代，對於電視新聞遭商品訊息置入的情形，大概因為政府帶頭作置入性行銷，因此對廣告新聞化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是偶一罰之，很不認真取締。現在這項業務既然已經交由一再宣稱係獨立行使職權的NCC主管，相信各界更期待NCC能比新聞局更「大義滅親」，針對所有不當的廣告化新聞大大開鍘，讓國人看看獨立機關的氣魄！但結果卻令人有點洩氣。

平心而論，現行「節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已經不足以規範多變的廣告化新聞（現在還有置入抽成制），但如果硬說依現行法規完全無法取締，導致沒有一則廣告化新聞遭罰，則似乎又太過誇張，這問題就回到取締環節的癥結上。有關違規節目審議程序，首先由廣電處人員作全面監看，他們不僅上班時要隨時盯著電視看，假日與晚上還要側錄，檢查有無違規內容，平常還要處理日常事務，這實在很不人道，也不可行，因此疏漏當然難免，而這還不包括有意無意的規避某些類型內容，例如廣告化新聞。所以當幕僚無法將有疑慮的內容送交諮詢委員會，自然就不會被討論到，也就更不會被處罰了。

鼓勵觀眾一起來檢舉
因此短期之策，建議NCC公開鼓勵關心廣告新聞化問題的觀眾，一起來監看與檢舉，一方面協助推動監看業務，一方面也可讓電視新聞台在進行廣告化新聞報導時，能投鼠忌器收斂些。另外，建議NCC提高檢舉獎金額度，以積極鼓勵民眾參與媒體不當內容的監督，包括廣告化新聞與其他違反法規的畫面與內容，不過要NCC公開呼籲民眾監看媒體，雖這類內容不涉新聞自由爭議，但還要看NCC的道德勇氣了。

中長期來說，建議NCC應修訂「節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研議各種變形的置入型態，以作規範修正之參酌，使之更具體可行；另外建議考慮將節目監看業務委外進行，相信廣電基金或媒體監督團體等會都很樂意協助的，不必利用政府高級公務人力去作如此低階的監看勞務，實在是大才小用。

或許NCC認為廣告化新聞等類違規，相對於常被NCC掛在嘴邊的幾千億電信產業產值相比，可能微不足道，但若從另一個角度看，長期縱容廣告新聞化的結果，對台灣新聞媒體專業性的認知與實踐，以及新聞價值判準的傷害與扭曲，其影響豈是可以以金錢來計量的？

請民間團體集資買台視 2006.08.07

2007-04-20T20:56:00.002-07:00

執行逾兩年的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政策，在華視公共化後，將隨著台視官股釋出而告一段落。不過目前正在積極進行的台視釋股規劃方案，是否真可以為台灣民眾創造更美好的電視環境，看看出爐的釋股辦法，恐怕真的很難，或者說根本不可能！

根據行政院釋股小組規劃的方案，台視官股釋出將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採公開招標，約25.77%，第二階段由全民申購，大概約21.62%，但這恐怕是不得已的折衷方案，因為針對財團公開招標將會是台視走向極度商業化噩夢的開始，而全民釋股可能因過度理想化而很難具體執行。

向上提升行公益
據報載，想要搶購這第一階段公開招標股份者，大概得準備30億才夠資格競標！相信這數字不是普羅百姓拿得出來的，因此當台視財團化已經難以逆轉，原屬於全民資產的無線電視頻率即將被財團所掌控時，我們升斗小民總可以對未來的新買家有點期待吧！

建議釋股小組在擬訂第一階段標售對象資格前，在競標者資格上增列附加條款。例如要求將來的經營者應該釋出一定時段製播公共服務與弱勢團體等節目內容，其比例應該高於現行《廣電法》的規範。

例如要求未來的營業總收入，應該提撥一定的比例作為廣電技術研發與社會公益服務之專款。

再例如要求設立新聞監察人制度，新聞報導必須接受公眾監督，並建立常設的觀眾申訴管道，定期回應民眾的批評。以上僅是提些例子，各界或釋股小組可以多發揮對媒體社會責任與功能角色的想像，增訂資格審的附加條款，並在要求財團要簽署承諾書後，始具備資格得以進行股權搶標。

其次，有關第二階段的全民釋股，老實說，在台灣說到全民，就等於是一盤散沙，發揮不了任何作用的。有關台視股權的全民釋股，面對台視鉅額虧損的事實，相信願意出資購買的民眾恐怕不多，到時候如果釋不出去，說不定又要再回頭釋給財團，那豈不是作白功，兩階段釋股的美意就蕩然無存，或者說為德不卒了！

因此筆者想出個點子，想建請關心台灣電視媒體發展的民間團體，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起集資來買台視，因為與其長期在外部不斷道德勸說，要求電視媒體善盡社會責任，倒不如利用這個機會，加入他們然後改變他們，更可以讓時常苦無媒體資源進行公益宣導的民間團體，有個自主發聲的管道。包括消基會、社福團體、環保團體，甚至媒改團體都行，大家出錢出力，集資買下台視部分股權，即使左右不了財團的獲利思維，但至少可以形成關鍵少數，一方面防止財團惡質化電視媒體，一方面可用自有媒體推動公益服務，發揮社團的積極功能。請有意加入的民間團體慎重考慮並積極規劃，進行購買台視專款的募款活動，聚沙成塔發揮電視積極功能，並引領民眾參與電視改革。

多方配套夢成真
對於台灣的媒體改革，筆者總是有著許多的夢，但這些夢想能否實現，實在有太多外在的限制，需要多方配合才能水到渠成，有些甚至永遠不可能實現，因此目前在我，只是盡力把夢想說出來，至於能否達成，就看各界如何看待這些痴夢！不過套句廣告詞－人類因夢想而偉大，不是嗎？

誰讓收視率成為亂源 2006.07.11

2007-04-20T20:56:00.001-07:00

最近民視總經理陳剛信以「搧陰風點鬼火」砲轟負責電視收視率調查的AGB尼爾森公司殘害台灣媒體生態，新聞局長鄭文燦也附和說該公司的確是社會亂源。這些年來，電視高層痛批收視率調查已不算新聞，而當媒體高層與媒體主管機關齊聲痛批收視率，各界更會認定收視率就是媒體與社會亂源。但痛批的背後更應深思的是，收視率本身真是罪魁禍首嗎？或應該探究的是，誰在放任收視率使壞？

先談收視率為何具有讓電視高層抓狂的魔力。簡單來說，電視台靠節目內容吸引觀眾以取得高收視率，再以高收視率來吸引廣告商購買廣告時段。但在台灣，收視率不只有這些作用。在台灣，收視率會「賺錢」，也就是用節目吸引觀眾，然後再把觀眾所代表的收視率「轉賣」給廣告商來賺錢，成為電視台的生存指標。其次，收視率也會「殺人」，這裡指的「人」可以是節目，也可以指節目中的虛構人物。例如節目開播後，只要爭取不到觀眾，達不到可賣錢的收視率，再好的節目也會被腰斬；還有，連續劇中的人物若沒辦法帶來收視率，那編劇就會立即賜他死，不是讓他跌下山谷，就是撞車死亡。但只要他出現，收視率就飆高，那他不僅會繼續存在，還會不斷加戲，甚至可死而復活。

收視定節目生死
所以說，收視率在台灣真是主宰電視的一切，不僅可決定新聞內容（例如那位說「show me the money」的媒體集團老闆亦曾說「每則新聞都必須是可以賣錢的」），可決定節目存活與否，甚至可決定演員生死，這就是台灣電視的生態，也是電視高層所謂的心中的痛，所以電視人都哭訴，他們很無奈，也很痛恨，被收視率牽著鼻子走是情非得已。

但問題是，這生態是誰造成的？到底是收視率在牽制媒體？還是媒體在利用收視率？要解答這個問題，可以先了解一個問題：全世界幾十個國家都有收視率調查，難道收視率都是各國亂源，還是只有台灣才這樣？若全世界都視收視率為媒體亂源，那我們真該齊聲痛批AGB尼爾森公司，但事實上，好像只有台灣才讓收視率如此作亂！若真如此，那台灣媒體的亂象就不應全推到收視率上，因問題癥結似乎不是收視率數字本身，而是解讀收視率的那群人。

媒體人自我作賤筆者不否認電視收視率制度固然可恨，但應追究的是：收視率會成為亂源是誰縱容的結果？每每看到電視高層痛批收視率，就會讓我想起大愛電視台前總監姚仁祿先生說過的一句話：媒體人應該將收視率視同血壓，只要在正常區間內，都是健康的，不必在意其升降，千萬不要把收視率視同股市指數，隨時都為那一點一分的升降而提心吊膽。因此，究竟台灣收視率爭議的癥結，是媒體人缺乏善用收視率的智慧，只是自己在作賤自己？還是真是收視率那些數字在作怪？其理就自明了。當各界指責媒體是台灣的亂源時，媒體卻將責任推給一堆數字，這負責任嗎？當媒體人痛批AGB尼爾森公司以示無奈時，那一大堆媒體自律組織是在作什麼用的？

盼善用有線電視基金 2006.06.13

2007-04-20T20:55:00.002-07:00

剛成立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NCC）最近與行政院新聞局因職掌劃分問題，發生3億有線電視發展基金該歸誰管轄的爭議。有傳聞說此舉是因為行政院覺得NCC越來越「不聽指揮」，所以想削弱其職權；另有一說是因為新聞局受交通部從NCC爭得保留部份電信資源分配權的鼓舞，亦有意向NCC「奪權」。雖然目前這項爭議似尚無結論，但本文無意探討三億基金執掌歸屬的紛爭，也不在意是否又是藍綠對決？而是冀望各界將關注焦點放在政府應如何善用有線電視發展基金，而不是誰有管轄權上。

不如捐贈給公廣集團
根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3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應每年提撥當年營業額1%之金額，提繳中央主管機關成立特種基金，其中30%由中央主管機關統籌用於有線廣播電視之普及發展；40%撥付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從事與本法有關地方文化及公共建設使用；30%捐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前述兩單位所爭的3億基金即是這筆經費，但根據法定分配原則，其實新聞局與NCC爭的也只是中央主管機關的30%，即約9千萬元。

當年立法徵收有線電視特種基金的基本思維，除有意藉此基金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協助有線電視健全發展，並考量發展有線電視而導致其負面外部性效益，因此亦可藉由徵收基金來發展公共電視，因此明訂撥付其中30%給公視，算是替「污染」社會民心的有線電視贖點罪吧！

時至今日，發展有線電視雖有其正面意義，但其負面影響亦不在話下，加上當前公共廣電集團正在全力建置中，有心人士亟思能否透過壯大公廣集團而抵減商業媒體機制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因此筆者想建議，如果可以修法將有線電視發展基金之運用，轉由全部捐贈公廣集團，讓公廣集團擔負「平衡」有線電視負面效應的責任，除可暫時解除公廣集團與華視公共化的經費困境，也可以解決NCC與新聞局間的奪權紛爭，算是一舉兩得吧！

NCC與新聞局別再爭了
其實行政院原先整併《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以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等3法而提出的《（新）廣播電視法》草案，即有意將電視特種基金之徵收對象擴及商業無線電視、有線電視系統，以及衛星電視台等，而不再只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這樣一來，特種基金金額預估將可超過5億，而即使將基金全數捐贈公廣集團，就公廣集團營運所需經費而言，仍只是九牛一毛，但卻能體現政府對健全公廣集團發展的決心，在面對NCC與新聞局爭奪管轄權的同時，值得行政與立法部門深思。

如果各界可以接受台電、中油等企業每年應支付大筆金額作為敦親睦鄰基金，做為社區建設之補助經費，那擴大向商業電視經營者徵收其造成負面外部性的「電視特種基金」，並敦促其擔負國家發展公共廣電集團的部份責任，又有何不好呢？所以請NCC與新聞局就不要再爭了，儘快修法將電視特種基金全數捐贈給公廣集團吧！

NCC何必急著解除管制 2006.05.18

2007-04-20T20:55:00.001-07:0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NCC）成立以來，委員們積極任事，近日刻正擬訂95年度施政計劃中，而檢視其所草擬的四大施政目標，首要目標是「促進數位匯流與提升國家競爭力」，其中第一要務則是「解管制」，其次是「通訊傳播作用法立法政策與時程規劃」，以及「寬頻政策規劃」。

以NCC鎖定的首要政策目標的施政內容來看，若以解管制為優先再者談政策與立法，似已經本末倒置，因為俟政策法規完備後，解管制自然水到渠成，但如果以解管制為首要任務，而不先擬訂健全產業結構與市場競爭規範等政策法規的話，數位寬頻產業將在這法制空窗期間遭市場有力人士與財團所掌控與壟斷，屆時再來談政策立法，勢必就會落入這十幾年來相關產業主管機關一直受制於法令不周延的掣肘，而無法有效管理媒體與傳播產業的困境，NCC在擬訂施政目標時其先後次序不可不慎。

政府無力管制弱肉強食
舉個例來說，去年當某集團有意多推出幾個購物頻道，結果全台系統業者毫無置啄餘地，幾乎全壘打，即所有頻道都順利上架；但反觀另一集團所推出的新購物頻道，卻在競爭者有意無意的抵制下，上架率只有約六成。當時未高聲喊出解管制的主管機關新聞局都無計可施，只能眼睜睜接受「市場自由競爭」的結果，但相信聰明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這絕對不是主管機關所謂的市場競爭結果！因此目前台灣媒體與傳播產業問題不在於市場管制過多或不夠解管制，而是主管機關無法提供傳播產業市場得以自由競爭的公平政策機制！在這場購物頻道戰爭後令人沮喪的發展是，該集團有樣學樣，大舉併購有線電視系統，希望透過市場的水平與垂直整合，以自力救濟保障集團權益，這就是當前有線電視市場現況－弱肉強食－這是政府失職啊！NCC不可不知！實在不能再高唱解管制，因為現在政府對有線電視產業市場根本已毫無管制能力了啊！

其次以解管制為首要施政目標的重要政策所為何來？是給企業集團更好壟斷市場的氛圍？還是在保障消費者權益？筆者曾在監察院邀談會議中強調，即使台灣出現全亞洲最大的傳播集團，甚至全球最大的傳播集團，我都不在意也樂見，但我所關心的唯一問題是：這集團的存在對台灣全體消費者有何益？如果台灣出現全亞洲最大的傳播集團，但這卻是犧牲全體國人的媒體消費權益而成，那我們要這全亞洲最大的傳播集團作什麼？

獨立於政治財團之外NCC強調是獨立機關，所謂獨立除是要獨立於政治的影響，更要獨立於財團的影響之外，但千萬不要把公民團體與消費者權益也獨立在外，所以建議NCC，解管制可以是施政的終極結果，但不必是短期的施政目標，甚至可能只是個手段，如果沒有預先的配套策略，結果將會是個災難，因此NCC迫切的施政目標應該是如何健全傳播產業結構，建立公平競爭市場，讓所有有心加入傳播產業的企業都能被公平對待與公平競爭，這樣才能達成加惠消費者以及解管制的真正終極目標。

2007-04-20T20:53:00.001-07:00

《中時》併中視公器私用 2006.05.03

2007-04-20T20:53:00.000-07:00

數周中視前氣象主播任立渝因與華視簽約而引發中視與華視間高層的緊張，當時媒體曾大肆報導，接著任赴華視報到受到盛大歡迎的新聞，依然被各大報所青睞，《聯合報》與《蘋果日報》都有報導，不過併購中視的《中國時報》當天卻一字不見，其間界線之清楚，令人想起過去《中時》主辦活動，《聯合》一字不提，反之亦然的報業雙強對抗的年代。

不過現今這現象更值得深思的原因是，報紙不同於無線電視，雖同是媒體，但其本質不同，豈能任由擁有者毫無忌憚的操控？這麼說，並不是指任立渝報到是什麼了不起必須被報導的新聞，該不該報導自有媒體依其新聞專業來判斷，重點是媒體是否有依其專業來決定？所以問題是，如果各報都有，但《中時》卻「觀點獨特」，則值得關注；再加上中視曾公開對華視此舉的不滿，難免引發《中時》刻意封殺此新聞的聯想。如果真是如此，那就有趣了。

併購中天後報導日增
未來《中時》到底要封殺任立渝呢？還是要封殺整個華視的新聞？這麼說，雖然有─點看好戲的心態，但嚴肅以對，卻不得不令人在面對媒體產業不斷併購，形成跨媒體經營或成為集團化，對媒體意見自由市場的資訊自由流通與資訊多元與多樣，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有著些許的悲觀。

筆者曾研究《中國時報》集團在併購中天電視後，對中天電視相關報導的變化情形。筆者以2002年6月1日《中時》集團正式併購中天電視為基準日，分析《中時》影劇版新聞前後各1年（周一至周五抽取3天，周末抽取一天，一周抽3天，共416天），經統計共有437則相關新聞。結果發現，《中時》併購中天電視後，《中時》每天出現有關中天的新聞則數與新聞面積都比以往增加，標題面積更增加了將近兩倍，其次有關中天的照片數量也增加了近三倍，同時，照片面積也增加了近三倍。

整體來說，《中時》在併購中天後，有關中天的報導數量明顯增加，且在單則新聞的版面呈現上，也較之前凸顯，都算是極為明顯的內容變化。

有了這個系統性的研究結果，再對照《中時》對任立渝報到新聞的消音動作，這聯想應該可以算是「有所本」吧！

回到嚴肅的市場多元與內容多元的問題。多數自由市場支持者認為，併購是市場競爭自然的結果，政府不應過度介入，但是經濟理論的自由競爭概念或許適用於各種產業，卻未必適用於媒體產業，這不僅與媒體未必等同於企業體有關，也與媒體存在於民主社會的角色與功能與一般企業體不盡相同有關，這裡無法贅述，因此主管媒體產業的NCC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媒體自由化應予保障
過去媒體產業主管機關極少涉及媒體併購及其引發影響的規範研議，頂多也只是跨媒體經營的影響議題吧。

但相對而言，媒體間併購所引發產業競爭議題事小，有危意見自由市場的內容多元，甚至撼動民主社會存在的基礎，則不容視而不見，恐怕NCC應未雨綢繆，及早研議如何保障媒體集團化或跨媒體經營後，媒體意見自由市場的多元與多樣。

拼治安請先解決詐騙電話 2006.04.06

2007-04-20T20:52:00.000-07:00

就在行政院長蘇貞昌宣示將於半年內改善治安後的一週內，我總共接到4通詐騙集團的電話，理由不一而足，聰明如我，當然馬上掛掉。對於詐騙電話，我想多數國人應該一點都不陌生，但有趣的是，雖然過去我也曾偶爾接到過，但從來沒有像過去這一周如此密集過，不知這點巧合是不是在暗示，不僅國人對蘇揆的宣示半信半疑，連詐騙集團也想用具體行動來表達對蘇揆的不信任啊？

治安好壞難論斷
我想國人對高層官員揚言改善治安的宣示，就像接到詐騙電話一樣熟悉吧！從早年的林洋港、郝柏村，到最近的余政憲、蘇貞昌，宣示層級總越來越高，但可信度卻越來越低。姑不論蘇揆是否真能在半年內做到讓民眾對治安的觀感改善？我倒可以預想到，屆時國會又會口水滿天飛，藍綠大炒閣揆下台議題。

理論上，從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理論來說，治安好壞存在有3種「真實」：第1種如內政部每年作的治安統計，統計每年各類犯罪案件的數量，稱作客觀真實（objective reality）；第2種是指媒體所呈現出來的治安現況，並非全面的，而是有選擇性的，亦即媒體建構出來的治安事實，頂多只能說是片面的真實，稱為符號真實（symbolic reality）。第3種就是如蘇揆所說民眾對治安的觀感，不見得是客觀的反映治安狀況，而是每個民眾腦中對治安事實的圖像，稱作主觀真實（subjective reality），這可能與客觀的治安事實無關，比較有可能與符號真實有關，即民眾腦中對治安的觀感主要來自媒體的報導。

這樣問題就來了！半年後對治安是否改善的問題會產生以下幾種爭議：一是治安統計顯示犯罪事件減少了，但民眾還是覺得治安沒有變好，這時蘇揆要不要下台呢？反對黨大概會攻擊內政部治安統計作假，藍綠會大對決囉！其次，如果治安統計顯示犯罪事件增加了，但民眾卻認為治安變好了，蘇揆應該可以不用下台了吧？不！反對黨會批評研考會民調作假，藍綠還是可以大對決！再來就是都變好或都變壞，但是不論客觀真實與主觀真實變好或變壞都將有話題可炒，反正只要攻擊內政部治安統計有問題，或研考會民調有問題，朝野就可進行閣揆攻防戰，因此據此可論斷，蘇揆應否下台將會是下半年國會大戲的主軸！

詐騙也會害人命
因此我想建議，蘇揆應該「重新界定」這項不具任何實質意義但卻會引發不重大爭議的宣示，以解決詐騙電話問題作為半年拼治安的重點對象，因為詐騙電話已經是全民的痛，小至讓多數民眾不堪其擾，大至甚至害人性命（近來家長或老人家因接到家人被綁而驚恐喪命的新聞時有所聞），這當然是立即而迫切應該被解決的問題，因為我始終認為，如果執政者不能讓全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那我們要這個政府幹嘛？不知蘇揆與治安官員可以感同身受嗎？解鈴還須繫鈴人，蘇揆實應立即出面防止下半年政治紛爭的發生啊。

限播外劇何干鎖國 2006.01.14

2007-04-20T20:51:00.000-07:00

媒體報導新聞局有意在電視黃金時段限播外劇，這原是一個值得好好討論的政策議題，但卻似乎立即被媒體貼上「鎖國政策」的標籤，而猛遭批判，或者被反諷成「錯愛台灣」而猛遭消遣，顯示台灣媒體耗損政策議題的戰力實在可怕！

限播不等同於鎖國
首先談限播外劇等同鎖國政策的說法，有人批評說，政府從不去學學韓國如何推動該國影視產業，然後回來思考如何獎勵本土影視業者，卻只會關起門來限制外劇的播出，這是不負責任的作法，只是在推行鎖國政策。其實這種說法是誤謬的，因為根據影視業者蒐集到的資料顯示，韓國由政府與業者共同成立外購影片窗口，統籌購買外片事宜，並在政府主導下，與影視業者達成無線電視台必須在晚間11點以後才能播出外片。再看中國大陸，外國影集不能在黃金時段播出，且只有國營電視台才能有外國影視節目的配額，這還不包括其對「引進劇」、「合拍劇」，與「國產劇」等等的限制。

如果以上韓國與中國大陸對外片的種種限制都可以算是「鎖國政策」，但這些政策卻不僅可以扶植本國影視產業，還可以拓展影視產品外銷，每年替國家賺進上千億元的話，那這種鎖國政策好像也沒什麼不好，不是嗎？前述批評的矛盾在於，韓國影視政策的成功造就這幾年韓流的風潮，而韓國影視政策的成功，限制外片播映相關政策當然有其貢獻，所以說，新聞局研議限播外劇的可行性，就不能簡單化成鎖國政策，也不能等同政府不肯積極扶植影視產業。當然，新聞局研議黃金時段限播外片的同時，還是應提出具體的配套措施，以說服國人在限播後，不會導致黃金時段塞滿不堪入目的大爛劇，例如該儘速具體研議獎勵影視業者的措施，以及規劃如何將好的作品行銷海外，甚至形成台流。

偶像劇也屬本土劇
其次，「限播外劇」被簡單化成「保障鄉土劇或台語劇」的「錯愛台灣」，這亦是媒體常常簡單化討論政策議題可怕的地方。限播外劇是在扶植本土劇，怎麼會被說成是鼓勵鄉土劇或台語劇呢？這些只是本土劇的類型之一，像偶像劇的《流星花園》和《綠光森林》，或者像公視的《孽子》與《後山日先照》等都是本土劇。或許大家一聽到本土劇就想到《霹靂火》或《龍捲風》，但其實限播後獎勵的對象是所有在地產製的影視製品，不必然就是台語劇或鄉土劇，這絕對是錯誤的指涉。

不必從扣上文化保護的大帽子出發，光從當前台灣影視產業困境來思考，為保護或扶植台灣影視產業，我是贊成有限度的限播外劇，但考量台灣影視產業經濟規模，以及閱聽眾權益，我不贊成全面限播外劇，應該思考播出時段與比例問題。以電視黃金時段為例，不必所有境內外或所有類型頻道都限制，也不必完全禁止，可以綜理產業困境、經濟規模，與閱聽眾權益等三方面考量，提出限播比例，再供頻道業者參酌研商。當然，影視產業政策應該以獎勵扶植為主軸，限制競爭只是輔助手段，這項核心理念不能偏誤，才能致勝。

最後，想提醒的是，一個好的政策需要集思廣益，各界可聚焦於討論實施限播政策之利弊？該如何具體執行？規範對象與內容為何？還有，配套措施如獎勵辦法如何擬定？這些都需要各界持續提供意見，而現在這項政策在研議中最不需要的就是--所有不明就裡的冷嘲熱諷！因為把姚局長說成「姚頭丸」並不能讓台灣影視產業更好，更何況未來這項政策是NCC要負責的，也不會是新聞局。

電視新聞還能看嗎 2005.12.20

2007-04-20T20:49:00.000-07:00

如果有飲食店的老闆告訴你，他店裡賣的食物他家人都不敢吃，你會作何反應？如果有建築師告訴你，他都告訴親朋好友不能買他所設計的房子？你又會作何感想？還有如果中視當家主播沈春華告訴你，她都不准她女兒看她播報的新聞，那你還會讓你的小孩看中視新聞嗎？

沈春華這句「真心話」真不知傷了多少喜愛她的觀眾的心？我想更傷害了全台灣每個愛自己小孩的父母心。因為我們現在才知道，原來她都在播報些不准她小孩看的新聞。我很想知道，當她在播新聞的時候，心裡想的是「別人家的囝仔（台諺：小孩）死不完」嗎？不然她怎麼忍心播出那些可能會傷害別人家小孩的新聞呢？

不知道喜愛沈春華的觀眾聽到她說這句話會有什麼感想？我早就沒有什麼感覺了，因為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公開說這句話了！所以我想她應該是把參與公共電視製播媒體識讀節目《別小看我》，當作是在贖罪吧！但隱藏在這句話背後的嚴肅議題是，如果台灣的電視新聞工作者，包括新聞記者、新聞編輯與新聞主播都抱同樣心態在製播電視新聞，總播報不准他們家人看的新聞，那我們觀眾該如何自處與自救呢？我會選擇關機，或者打電話去抗議吧！

皆以誇大為報導前提
曾經有位電視新聞台高階主管告訴我說，每當他的電視台播出辣妹或裸露等清涼畫面時，常會惹得他家人的數落，不過看在收視率與飯碗的分上，他還是選擇照播不誤，但是他會事先提醒家人不要讓他的小孩看到。最近有個畢業後在電視台工作的學生寫卡片給我，跟我訴說他工作的困境，他說現在電視新聞都是以誇大為報導前提，所以畫面與內容都要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為原則。雖然他了解這與在學校所學的新聞專業倫理相違背，但是為了餬口（很無奈），他強調也是不得已的。所以最後他建議我說，不要看他製播的電視新聞，以免氣得高血壓啦！我的學生這樣無奈的建議，一方面可能是怕我罵他，另方面也應該是覺得電視新聞真的沒什麼觀看價值吧！

因此，當電視新聞報導不再是單純的提供新聞資訊，而變成是警匪片、科幻片，或是恐怖片，所有製播者都不願意他親人朋友觀看的時候，我們這些無助（或在新聞工作者眼中是「無知」）的電視觀眾還能奢求電視媒體在台灣社會扮演什麼樣的提供公共服務或監督環境的功能呢？

沈春華的話或許是為人父母的真心話，但是我擔心的是台灣新聞界還有多少「沈春華」？各行各業還有多少「沈春華」？只好請大家自求多福吧！

支持TVBS不等於支持2100 2005.11.07

2007-04-20T20:47:00.000-07:00

近日紛紛擾擾的TVBS撤照風波，打一開始我就認為是政治問題，而不是媒體問題，所以不是我這種不懂政治的人可以發表謬論的。不過事件發展至今，還是浮現該被討論的媒體問題，因此，我覺得可以從媒體的本質來談TVBS風波。

首先，我根本不認為TVBS有任何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0條的地方，原因是第10條只規範「直接」投資的外資，它既沒有禁止全面外資，也沒有規範「間接」投資的內涵，因此即使TVBS完全是外資又如何？至於媒體應不應該規範外資或中資，那是另一個問題，應該與目前的TVBS爭議無關。但是新近新聞局提出的港資等不等於中資？或者是東方彩視的營運業務、董監事會運作、經理人組成等問題，這些恐怕還有得讓TVBS傷腦筋的，因為那是家什麼樣的公司，TVBS應該比外界更清楚，不過，我還是要說，這已經是政治問題。

全民譴責無的放矢
接著談我該談的媒體問題。我堅決支持TVBS貫徹作為新聞媒體，監督執政者與揭發政府弊案的決心，這是毫無疑問的，也值得全民給予鼓勵。由於戒嚴的限制，長期以來台灣多的是政黨與政府經營的媒體，缺乏有勇氣敢與執政者對抗的媒體，因此，單就監督與揭弊的媒體本色來說，TVBS是值得支持的，因為套句資深新聞工作者王建壯的話──媒體應該是永遠的反對黨。

但支持TVBS卻不等於支持《2100全民開講》這節目，或者說，我根本不支持2100，因為2100放任自稱是政治觀察家與資深媒體人的人，在其節目中侈言高論與無的放矢。有多少談話性節目，當有來賓作毫無證據的「推論」、「指控」，或提出「合理的懷疑」時，觀眾總看不到主持人適時提出質疑或提醒，或者追問證據何在？這類節目的主持人不應只是時間的控制者，只會說「下一位」，或者只是跟來賓一搭一唱，完全失去新聞媒體工作者應該有的專業與批判。例如，如果有來賓指控某某人是泛綠同路人，某某團體是泛綠外圍組織時，主持人應該立即要求他提出更具體的證據，而不能聽而不聞或置之不理。雖然這不只是2100如此而已，但我還是無法支持這樣的節目，因為它已成為台灣惡質放話文化的共犯結構的一員。

其次該提醒的是，不知媒體業者有沒有想過，當媒體遭到政府企圖干預的「鐵鎚棒」時，總會大聲疾呼要全民來支持媒體監督政府，但是當政府祭出置入性行銷的「紅蘿蔔」時，媒體卻又不肯為捍衛媒體天職而向政府說NO，難怪執政者總認為媒體是可以被擺布的。因此，奉勸媒體不能有利可圖就唯唯諾諾，遭受打壓就敲鑼打鼓，總是利用無辜的閱聽眾去騙錢或作擋箭牌吧！要全民支持，媒體就先要有骨氣啊！如果TVBS可以堅持立場，繼續主張新聞專業與監督職志，則全民應該給予支持，但是民眾不應該支持2100繼續成為無的放矢的新聞製造中心，全民還是要譴責2100等類型的談話性節目。

公視與華視沒有誰併誰 2005.09.21

2007-04-20T20:44:00.000-07:00

日前因行政部門提出建構公廣集團計劃預算，使各界日益關注公共媒體的需求問題，不過在諸多嚴肅討論議題聲中，卻意外傳出華視某些高層有「為何是公視併華視，而不是華視併公視」的「不平」之鳴。筆者不了解這種論調的論述基礎何在，不敢妄加揣測其心態，不過如果發言者能用點邏輯推理思考，就不難參透，這怎會是個問題呢？

簡單來說，以華視加公視為基礎的公共電視集團，其建構過程有三種可能：一種是由華視負責兩台整併作業（簡稱作華視併公視），另一種是公視負責（用華視高層的用語，稱作公視併華視），第三種則是由兩者以外的第三者負責整併業務。

不可能華視併公視
首先，第一種華視併公視，這是不可能被各界接受也不可行的。此話怎講？媒體公共化除是在延續執政黨提出的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的政策主張外，也是在建構屬於台灣全體公民的媒介體系的宏觀規劃。如果行政院或執政黨強將推動媒體公共化的業務委由原屬於行政部門的媒體（例如華視）來操盤的話，如此一來，不僅執政者推動媒體公共化的決心將遭到各界的質疑，反對黨也必定會懷疑執政者的居心何在？相信行政院或執政黨應該已參透此一利害關係，所以當然不會委由政府所擁有的媒體來負責推動媒體公共化業務，因為在反對黨是國會多數黨的情況下，再笨的執政黨都不會這麼作，所以由華視整併公視的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

其次，是否可以委由公視與華視之外的第三者來負責整併業務？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問題是，如何籌組或委託誰都是個嚴肅問題。既然叫作公共化，當然應由全民來共同監督與規劃，但全民監督的理念如何落實，這責任就得回歸到立法院身上（不管立法院是否真能代表民意，但這卻是個大家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因此可行的作法是，由行政院提出公廣集團整併（或建構）委員會成員名單，經形式的公共授權，由立法院同意通過後，正式籌組以執行整併業務。不過這項作法有些缺失：一是委員會籌組會耗費時日，可能緩不濟急；二是在藍綠對抗矛盾日益升高的情況下，循此途徑可能會喪失媒體改革與建構公共媒體的契機；另外最重要的癥結則是，既然現有公共電視的董監事原本就是一群經由最高民意機關立法院所同意的公共媒體的推動者與經營者，那何必還要假手他人，或耗費時日再去籌組同樣性質與代表性的整併委員會呢？

因此前述三種可行性扣掉這兩種後，當然就只剩下由公視來負責推動廣電媒體公共化的整併業務的選項了！不過如果如此消去法還是不能平息華視某些高層認定遭併的怒氣，那再讓筆者這樣假設好了，約莫再兩年，本屆公視董監事會將改組，行政院將再提名公視董監事候選人送請立法院審查，如果屆時行政院提名現任華視高層如江霞總經理或魚夫執行董事擔任公視董監事候選人，只要他們都能通過立法院的審查同意而擔任董監事，甚至選為董事長，到那時候回頭看現在，華視併公視？還是公視?華視，是否還是個爭議的議題呢？因此請有心人士不要再質問為何是公視併華視，其實只是公視比華視適合而已，因為華視高層是行政機關任命的，不必受公共監督，而公視高層是經立法院同意由全民授權所委任，若要負責籌組公集團，公視真的只是「比較合適」而已！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副教授，也是公視本屆的監事，但本文純屬個人意見，不代表公視立場)

不要再訂自律公約吧 2005.09.03

2007-04-20T20:43:00.000-07:00

7家電視新聞台日前訂出自律公約，並將成立新聞自律委員會和新聞諮詢委員會，除宣示新聞產製的自律決心，並強化他律與自律連結的機制。當筆者看到這新聞時，心裡浮現的第一個念頭是－－不會吧？又來了！請少來這一套！

老闆為賺錢媒體捨專業
首先，我從來不覺得新聞台新聞部門高階主管缺乏新聞專業，或不懂新聞自律，甚至我覺得他們懂得比台灣民眾或像我這種蛋頭學者還要多更多。當前台灣電視新聞台的問題癥結在於其營運受制於商業邏輯機制，明白點說，就是凡事強調收視率與廣告營收，是這些賺錢的壓力讓他們變成完全不顧新聞專業，以致惡性競爭。因此如果不能解決媒體營運商業化與新聞產製商品化的癥結，談新聞自律何用？如果談談自律或設個自律組織就可以改善當前的問題，那台灣電視新聞台就不會敗壞至此！所以電視新聞台搞自律組織是騙人的，或者說，是自我催眠，也是欺騙大眾，我相信新聞主管對自己面對的問題心知肚明，只要媒體老闆們的賺錢理念沒變，成立什麼組織都一樣，老闆照樣會對他們說－Show me the money！

如果真有要苛責現在的新聞部高階主管的，我會建議他們，請不要那麼輕易犧牲新聞專業而去迎合老闆的營利意圖，至少為台灣媒體的前途，請抗壓性再高一些，對於違反新聞專業的不當要求，願意適時去跟老闆說NO！

無心行自律組織成誘餌
其次，我不覺得媒體成立自律形式的新聞諮詢委員會有什麼用，最後只會變成媒體為非作歹的橡皮圖章或擋箭牌，因為問題還是如前面所述，如果媒體老闆還是漠視媒體的本質與社會責任，這些諮詢組織能發揮什麼作用？有許多例子可以證明我的「預言」，某家新無線台成立時還不是大張旗鼓的設立新聞諮詢顧問委員會，但曾發揮何實質作用？現在還存在嗎？最近被撤銷執照的新聞台，其集團不僅有傳播委員會，更設有新聞諮詢顧問委員會，如果他們真有心讓這些外部諮詢組織發揮作用，應該不致於落到被撤照的下場，或者撇開撤照爭議不說，既然已經設立相關組織，再成立另一個功能幾乎完全相同的組織用意何在？已經設立的組織又要如何處置？所以新聞媒體不必自欺欺人，如果缺乏真心誠意，以及願意給予諮詢組織實質的職權，那恕我直言，這個組織將只是形同虛設，也只是被用來作為爭取繼續換照的誘餌而已。

因此，台灣不缺新聞自律的口號，也不缺新聞專業的人才，缺的是認識媒體本質的媒體老闆，缺的是肯堅持專業的新聞主管，這些才是目前新聞媒體發展的癥結。

台灣會不會有彼得詹寧斯？ 2005.08.10

2007-04-20T20:41:00.000-07:00

美國周日深夜CNN用快報形式插播報導美國廣播公司（ABC）前主播彼得詹寧斯過世的消息，看到一位記者的過世受到如此重視與尊崇，難免聯想起台灣最近紛擾的衛星電視換照爭議，這時筆者心裡自問：台灣會不會出現像彼得詹寧斯如此受尊崇的新聞工作者？但立即的答案是不會有！

首先，台灣沒有像民主國家那樣了解媒體本質與責任的媒體老闆，有的是只會要求新聞記者「Show Me the Money」的媒體老闆，這樣的老闆所擁有的媒體，應該不懂什麼是社會責任吧？不懂什麼是媒體角色？應該更不知道什麼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吧？我認為他僱用的記者都懂這些理念，只不過為五斗米折腰，因此不敢直言吧！

當然這些老闆們會反駁，難道要我們做生意講責任而不賺錢嗎？我想沒有人主張辦媒體就不應賺錢，但如果辦媒體的目的是在賺錢，那我會建議這些媒體老闆們，去士林夜市賣蚵仔煎，可能比辦媒體還容易賺錢啊！何必經營媒體呢？

其次，台灣缺乏有擔當與遠見的媒體主管。在這樣的媒體老闆手下做事，不是得忍氣吞聲任其胡作非為，不然就只能高唱歸去來兮。

民眾沒有正確認知
如果媒體主管只是忍氣吞聲，在夾縫中偶爾偷偷實踐媒體職責，我們也不忍苛責，但令人氣餒的是，有些媒體主管竟然為虎作倀，跟老闆同一鼻孔出氣，欺壓基層記者，積非成是，沒有擔當。例如，當各界批評政府置入行銷時，有媒體主管在公開場合竟然說，如果政府要置入媒體的議題，例如防止家暴，是媒體也覺得應該做的，那媒體讓政府置入有什麼關係？天啊！這就是典型的媒體老闆與主管上下交相賊，殘害基層工作者的實例啊！如果那是媒體應該做的，那為什麼要收政府的錢？要政府給錢才做呢？媒體的職責哪裡去了？

所以這位主管說，不應怪媒體被政府置入，要怪政府為什麼要置入媒體？這又是什麼繆論？政府想操控媒體中外皆然，但其間的差異是，西方媒體會挺起胸膛拒絕，台灣媒體不僅不知拒絕，還要大家怪政府為何要置入？這樣的媒體哪培養得出彼得詹寧斯？

第三個，台灣沒有對媒體有正確認識的國民，大家都把媒體當作是娛樂的工具，媒體資訊也只是茶餘飯後的談資，除此之外，媒體別無用途。民眾不懂媒體對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對建構公民社會的重要，以及媒體除娛樂功能外，其實還有教育、資訊、監督等的功能。而民眾的無知是誰造成的，當然是媒體迴避自身職責的結果！關於這點，筆者實在不忍苛責台灣民眾，因為誠如學者所說，其實台灣社會包括政府、政黨、媒體根本就是共犯結構，就像這次的衛星換照事件，三者都不樂見媒體改革的成功，這樣他們就可以繼續愚民，大賺其錢或騙取政權。

即使十幾年或幾十年後，台灣媒體老闆還是以賺錢為目的，對媒體職責視若無睹，媒體主管還是只知逢迎拍馬，扭曲專業義理，而台灣民眾還是不能有管道了解或自覺媒體在民主社會的重要性，那台灣還是不會出現彼得詹寧斯的，相信我！

最後不要質疑我沒有提到政府，政府永遠是媒體要堅持對抗的惡魔，當媒體不長進，政府就囂張，如果政府惡霸，問題仍還是在媒體。

藍綠對抗 NCC不可期待 2005.08.02

2007-04-20T20:40:00.001-07:00

最近幾乎所有談媒體問題的報導或評論，結論都是期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應趕快成立，總認為NCC成立後媒體亂象就不見了似的，這其實是個見樹不見林的管見，因在國內藍綠對抗的主流政治思潮下，未來不管是通過泛綠版本，或是泛藍版本，對台灣媒體的未來都將是個大災難，實在不期待也罷！如果藍綠不擺脫對抗思考，真為台灣媒體發展作長遠規劃，那成立十個NCC也沒用啦！

執政黨版矮化NCC
造成現在NCC橫躺立法院而毫無進展，光怪執政黨執行不力也不對，但要怪反對黨無理阻擾好像也不妥，公平的說法是藍綠應該各打五十大板，藍綠實在不必再互推責任，虛情假意演出討好選民的濫戲碼。

此話怎講？話說執政黨的NCC版本，雖然是仿效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CC）的組織模式，但卻捨棄美國設計FCC隸屬總統府，其委員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後任命的公共委任模式，未來NCC組織層級隸屬於行政權之下，由行政院管轄，委員任命也不採行公共委任模式，迴避立法院而直接由行政院長任命。這樣矮化NCC，非公開的理由是可避免牛鬼蛇神充斥的立法院不當干預，以免阻礙行政效率，但其實這是非常沒說服力的。試想，若未來NCC隸屬行政院，那與現在行政院新聞局，又有何兩樣？當它作任何決策時，還不是會像這次衛星電視執照審議一樣，可任由行政院院長說三道四！這樣的NCC真的會比新聞局好嗎？這版本應該是執政者的私心，或便宜行事心態作祟，但反對黨卻好像視若無睹！

再來說反對黨版本，理論上來說，反對黨應該是代表全民利益來監督執政者，以謀求全民福祉，但我們的泛藍，似乎不懂什麼叫「反對黨」，永遠只知以「前執政黨」自居，以爭奪執政權為目標，卻不知與人民站在一起，因此提出一個對抗執政黨的NCC版本，重點不談公共委任模式，奪回監督與任命權，以符合NCC公共監督設計機制的原意，而是提出政黨比例制作反制。

在野黨版無可行性
對於這樣的設計，好聽一點叫創意，因為是全世界獨創，難聽一點叫異想天開，毫無可行性。試想，如果政黨比例可以適用在行政組織的成員資格，那恐怕將來台灣選總統也可以依照政黨得票比例去分配四年的任期，每個政黨推派的候選人可以依其得票比例分到幾個月不等時間做做總統，而這像話嗎？另外，如果NCC委員真的由政黨指派，那NCC將成為政黨利益對決的場域，絕非以全民利益為決策依歸，因為所有委員只需向其推薦的政黨負責，根本不必管什麼消費者或閱聽眾的權益。

所以，各界不要寄望成立NCC就會成為萬靈丹，因為不管是綠版或藍版，絕對只會成為台灣媒體的大災難，筆者建議大家要趕快自力救濟，學學MTV頻道曾用過的廣告詞，向立委諸公們說－我要我的NCC！

媒體市場應先建立競爭規範 2005.08.01

2007-04-20T20:39:00.002-07:00

近來《蘋果日報》「蘋論」在評述電視媒體議題時，多所強調自由市場概念對媒體產業的適用性，不過筆者卻有不同角度的思考想提出，算是補充，也算是回應。

首先，媒體在本質上等同於企業體，針對一般產業發展的思考也未必就適用於媒體產業，除非我們都同意某媒體集團老闆所強調的「Show me the money」。此話怎講？

舉個例子來說，菸酒專賣的開放，乃至電信事業的民營化，民眾確實享受到市場競爭帶來的好處，至少價格就是其中之一，品質的提升也可能是；但是反觀媒體的開放，電視頻道從過去的3台到現在超過100台，電視提供的服務更多元了嗎？民眾的需求更被滿足了嗎？過去非法時期，民眾有許多第四台可供選擇，現在合法開放的結果，全國有線電視獨佔區卻超過三分之二，民眾電視服務的選擇增加了嗎？有線電視服務的品質提升了嗎？

媒體開放無正面助益
或許以上問題的答案未必是否定的，可能是見仁見智，但至少沒有人會給予完全肯定的答案吧！因此，開放競爭對一般產業來說，其結果可能是對消費者有利的，但媒體的開放對閱聽眾來說，未必帶來正面的助益。也就是說，適用於一般產業的經濟理論未必完全適用於媒體產業，因為兩者在本質上有許多基本的差異，簡單的說，企業的功能與媒體的角色至少不同，在此無法詳述。

再來說競爭概念的適用。適用於企業的商管理論強調，市場自由競爭會帶來服務與品質的提升，最後將嘉惠消費者，但是以台灣的有線電視產業來說，自由競爭的結果則是市場遭獨佔與水平垂直壟斷，其間的差異何在？答案應該不是相關商管理論有問題，而是自由競爭市場的概念未必適用於台灣的媒體產業。

問題的癥結在於台灣有線電視產業根本沒有競爭規範，所以形式上開放競爭的結果就是整個產業遭到集團壟斷，而當有線電視產業與衛星電視產業都被極少數的媒體集團所掌控時，如何強調自由競爭市場的適用呢？

財團壟斷發展陷困境
至少筆者絕不敢在討論媒體議題，特別是有線與衛星電視產業議題時，去強調自由競爭市場的重要性！也就是說，當有線系統業者與衛星電視業者是同一批人的時候，我們如何去強調頻道的應不應該存在或淘汰，應該交由市場來決定，因為目前提倡這樣主張的結果，其實就是交給財團來決定，絕不會是真正自由市場概念背後的消費者啦！

因此如果真要將自由競爭市場的概念運用到媒體產業時，與其單純強調自由競爭市場對媒體產業的重要性，筆者更願意先鼓吹提倡，政府主管機關應該積極制訂媒體市場競爭規範，並確實執行，例如打破有線電視市場與衛星電視市場被極少數集團水平與垂直壟斷的電視產業發展困境，等市場競爭規範建立了，如此再來談自由競爭觀念對媒體產業的適用性，或許才是時候，而現在恐怕還是太早了些。

支持電視新聞頻道減半 2005.07.11

2007-04-20T20:39:00.001-07:00

最近有兩則新聞提及立委的憤怒與無奈，一則是說雷倩與賴士葆等立委痛批推動電視新聞頻道減半的閱盟與媒改社是「綠營打手」，並指其違反言論自由，意在打壓新聞自由；另一則也與前述立委有關，那就是往訪大陸的立委們抱怨，國內媒體趕去大連不是要採訪新黨的活動，而是為報導名模林志玲摔馬的新聞，報紙說雷倩「對台灣媒體流於媚俗與八卦感到無奈」。

對於台灣媒體長期的亂象，恐怕憤怒與無奈已經是民眾的「專利」，其實立委諸公可以不必憤怒，只要用點心，民代是可以為民眾做一些事的。

閱盟與媒改社推動的電視新聞頻道減半是不是打手動作或箝制新聞自由，立委們不必應急於以貼標籤的方式來解讀，而是應先判斷這訴求是不是在反映民意？根據《中國時報》最近的電話民調結果顯示，有5成的受訪民眾認為台灣電視新聞台過多，有3成1表示根本不看電視新聞台，而有近4分之3（7成3）認為電視新聞台已給台灣帶來負面的影響。調查結果沒有說明這次受訪民眾有多少是藍？有多少是綠？但根據民調的科學化抽樣程序，以及台灣藍綠不過半的慣常思考，相信這次的受訪者應該是藍綠都有。因此，如果選民期待民代應傾聽民意，這項結果應該值得這些忙著貼標籤的立委諸公的參考，以了解小國民的心聲。

摒棄黨派色彩為民想
其次，過去媒體調查表明國會與媒體是台灣兩大亂源，而目前對於國會減半的訴求已經達成，如果國會真是為民喉舌，那新聞頻道減半應該成為這屆國會完成民眾另一項心願的目標。雖然新聞頻道是否減半不是國會法定的職權，但至少立委們應該表達支持的心意，以展現民意代表的本色，而不是貼標籤。所以身為民代者，與其要急著貼人標籤，請先反省自己是否常戴著有色眼鏡在看人，而去質疑非我族類者的行為？與其要質疑民間團體的動機，也請先想想自己是不是也常暗藏著黨派的私心在作決策，而置選民利益於不顧？

總之立委們不應急於對新聞頻道減半的呼籲賦予顏色的思考，先看看媒體民調反映出來的民眾心聲，再想想這次訪問大陸對媒體表現的親身經歷。即使有些訴求的推動者本身有些許色彩，但這應該不是重點，重點是民間團體的訴求真的只是顏色問題嗎？還是電視媒體真的到了讓民眾不能忍受，而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呢？
由消極面來說，立委們應該停止憤怒與無奈，不分黨派地支持新聞頻道減半的呼籲，而積極面來看，立委們應該摒棄黨派色彩，以國家與民眾利益為考量，盡速推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成立，但其內容不應該是現今泛藍或泛綠所提的版本，因為這兩派版本都是政黨私利的展現，如果通過任一版本，那才是台灣另一個災難的開始。

阻止媒體惡質化 2005.05.19

2007-04-20T20:38:00.002-07:00

當過新聞記者的筆者，有時候很羨慕現在的記者，一丁點新聞資訊，只要肯動點腦筋，包準可以源源不絕的報上好幾天，而不必太費力去蒐集與查證新聞資料，但新聞真的是只要用想像力與聯想力就可以產製的嗎？

新聞產製已模式化
以台灣媒體報導的慣性思考來看，話說只要有名人家裡生個小孩，這則新聞就可以再用點聯想力作出好幾則新聞，例如可以去請算命師幫小孩排命盤，然後再訪問命相師合合八字、算算筆劃，探討取什麼名字好，還可以報導小孩穿哪家名牌的嬰兒裝等等，總之可以作成好幾則新聞。那如果有政商名人過世，就可以報報喪禮何時舉行、如何進行？靈堂如何布置？有哪些人去鞠躬？墓地選在哪裡？這時候算命師又派上用場了，找他們（不敢說這些人隨時候召，但相信他們絕對樂意配合媒體需求）談談地理人文，對後代子孫的影響等等，總之再運用點想像力，又是好幾則新聞，根本都不用費腦力，因為記者已經建立起一套迷信式的新聞產製邏輯。

如果出事的是影劇名人，那報導可就更娛樂化了。以近來倪敏然自殺的新聞為例，從他被發現屍體開始，新聞熱度持續到他的告別式，再到夏禕回來，沒完沒了。在這新聞中，媒體極盡八卦之能事的往三角關係的角度鑽，除此之外，舉凡自殺現場有靈異現象啦、附近居民人心惶惶啦、倪的八字命盤注定要走向自殺一途啦、倪命中帶什麼所以會有桃花劫啦、誰夢到倪或倪向誰托夢啦、誰去觀落陰看到倪神情落寞啦？真是集影劇新聞、八卦新聞、社會新聞於一身，難怪媒體會這麼熱中。

守門專業丟垃圾桶
但是在這些新聞中，我們始終看不到一點新聞價值，以及對新聞報導基本要求的堅持。不是說倪敏然自殺新聞不值得報導，而是記者這種迷信式的慣性思考，實在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對於媒體報導新聞應以資訊可以被證實為真為前提的傳統要求，現在的記者通通拋諸腦後，毫不在乎。因此過去強調應該盡力避免出現在新聞報導中的字眼或內容，例如「傳聞」、「據說」，甚至命理、風水、觀落陰等等，都已成為習以為常的新聞報導內容。只要是習以為常，新聞資訊就可以不必查證，或者說只要有人敢說，媒體就敢報，所以「據說」這塊墓地可以庇蔭子孫、「傳聞」這是慈禧太后的美容偏方等等就層出不窮，真不知新聞守門的專業意理是不是已經被丟在編輯室的垃圾桶裡了？

最近倪敏然新聞的熱潮，除了是他值得懷念外，更是因為這則新聞具備讓新聞媒體發揮想像力與聯想力的所有元素，自然就成為已經不想費心思跑新聞的媒體記者的最佳題材，所以有這樣的媒體，我們大概很難期待倪的新聞報導會趨於平實。

全民監督人人有責雖然筆者不相信台灣媒體懂得什麼叫自律，但新聞局其實也不必動不動就公開揚言要對媒體祭出違者重罰、嚴重撤照等恐嚇手段，其實提醒媒體自我節制或注意公共利益即可，那種「恐嚇式」的呼籲不是主管機關應有的作為，更何況新聞局不是努力在建立媒體內容審議與評鑑制度民間化的機制嗎？因此，筆者還是期待我們的社會大眾，如果真的覺得台灣媒體在許多方面表現太過火了，希望你可以拿起電話，打電話向媒體抗議，或者打電話到新聞局檢舉，要求送審議，以表達你的不滿，或許還有檢舉獎金可拿。電視媒體的電話號碼在各報紙的電視節目表那一版都有，而報社的電話在各報報頭下都有，要阻止台灣媒體惡質化，真的只是舉手之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