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病灶在媒體

這些天媒體的角色又成話題，從中研院院士的電視名嘴語言暴力說，到白文正之死的質疑媒體殺人說等等，可見整體社會對媒體的表現是有意見的，但為何長期被視為亂源的媒體還是可以不動如山而繼續危害台灣呢？每次要提筆談媒體問題時，腦中會立即閃過兩個念頭：一個是「罄竹難書」，另一個是「狗吠火車」；但同時也會有個念頭阻止我動筆：「多說無益」，也許稍一不慎，只怕會被口水淹死，中研院院士批評政論節目及電視名嘴就是個實例（所以我很識相，從不敢批評名嘴）。

不過如果大家都繼續對媒體問題鄉愿，那台灣媒體改革該怎麼辦？台灣民主化進程該怎麼辦？言論自由當護身符馬政府上台，面對經濟問題，有人說應該成立經濟顧問委員會，面對財政問題，有人建議應該成立財政顧問委員會，但面對媒體問題，為何從未有人建議成立媒體顧問委員會來解決？我很贊成監察院準院長王建煊日前在面對媒體探詢上任後要查的第一個案子是什麼的時候，他回答立即查媒體，這句話讓筆者聽起來精神一振，不過相信王院長應該只是玩笑一句，我想如果能成真，許多關心台灣媒體改革與台灣民主化的人，連做夢都會笑。全世界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會有極權的媒體體制，也沒有一個極權國家會有著民主媒體制度，所以說，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與民主化程度，跟它的媒體制度有著絕對的關聯性。

2004年總統大選後，筆者曾在《蘋果日報》發表探討「誰在撕裂台灣」的投書，文中強調答案應該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還好人微言輕而未激發媒體眾怒）。4年過後，如果再問這個問題，恐怕答案還是一樣，但讓我迷惑的是，為何長期以來台灣社會這麼縱容媒體呢？答案恐怕是因為媒體動不動就祭出《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作為護身符，讓有時候也會心存不軌的執政者有點投鼠忌器，以及民眾對媒體的社會責任與角色認識不清吧！因此當執政者不敢作為，而自律成為媒體敷衍各界改革訴求的擋箭牌時，那台灣的民主化該怎麼辦呢？從台灣媒體現況來看，筆者絕對不相信台灣的媒體會自律，而不成熟的政治環境也讓我對執政者想以法律規範媒體的舉動總懷著疑慮。

不過老實講，王院長的談話是很有創意的，從監察院的角度是否可以發動體檢台灣媒體產業，進而讓媒體可以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稱職地扮演第四權的角色？落實媒體素養教育對此，筆者不敢奢望台灣學習韓國政府在2005年進行的媒體立法，但如果能由監院來負責體檢應該是可行的，不過這不是創舉，因為2004年監察院即曾在黃煌雄委員的主持下，進行「政府影音媒體政策及其執行績效總體檢」，相信本屆監察院（特別是有媒體經驗豐富的吳豐山委員）可以在這基礎下對台灣媒體產業的各項問題再進行必要且仔細的體檢，看看能不能集思廣益提出些台灣媒體改革的具體辦法。此外可長可久的作法是，將媒體改革的重點放在許多有識之士早已提出的公民教育上，而積極的建議是，請教育部門能夠具有前瞻性的思維，將媒體素養列入各國高中小學的公民教育教材，甚至成為大學通識教育的核心（例如世新全校與政大傳院即列入必修），使台灣小公民們能從小了解媒體的角色與運作，進而做個耳聰目明的閱聽眾，以發揮監督媒體的積極作用，進而建構媒體改革的他律機制，讓台灣媒體改革運動從公民教育的媒體素養做起，共同醫治使台灣染惡疾的病灶，以推動真正的民主化。